五 如此皇帝（第3/4页）

这实在是太高明了。人事人事，不就是人和事么？何况，用人的目的，原本就是为了做事。所以，不能脱离事来孤立地考察人。那是永远都得不出正确结论来的。显然，问题不在于谁行谁不行，而在于会用不会用。比如朱轼，学问好，为人正派，贤良清正，但有些书生气，雍正便让他去教弘历读书。李卫，文化水平低，为人粗鲁，有江湖习气，但人很精明，胆子又大，办事利索，雍正便让他去抓强盗。结果两人都干得很好，德与才也不发生矛盾。如果反过来，让朱轼去抓强盗，李卫去教书，肯定都是一塌糊涂。可见，抽象地讨论德才问题毫无意义，而鄂尔泰在德才之外提出一个“事”来作为用人的原则，应该说是相当高明，也解决了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难题。

当然，德才二字也不可不讲，但雍正认为应该重新解释。在他之前，包括康熙皇帝在内，历代帝王都奉司马昭的“三字经”为圭臬。这三个字，就是清、慎、勤，也就是清廉、谨慎、勤勉。但雍正不以为然。他在藩邸多年，深知官场习气，早就把这三个字变了味道：清变成了装穷，实则沽名钓誉；慎变成了怕事，实则推诿扯皮；勤变成了琐碎，实则因小失大。结果，有着“清慎廉”美名的一些所谓“清官”，其实是“巧宦”和“循吏”。他们或者只知洁己，不知奉公，或者大错误不犯，小毛病不断，总之都不做事。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但是，因为他们或自命清高，或胆小怕事，因此不会被考评为贪墨或浮躁，符合清与慎的标准。如果再能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还能得到勤的考语。于是，朝廷即便发现某官并不称职，甚至是饭桶草包，也奈何不得。

雍正要做事，要搞改革，当然不能容忍这种陋习。因此，他提出新的标准，即公、忠、廉、能。这四个标准，其实是一以贯之的：忠君报国者必公，公而忘私者必廉，而有此公忠之心，则必勤劳王事，而至于能。实在秉赋能力太差，也可以培养学习或调作他用。总之，一个好的官员，应该同时是忠臣、清官、干吏、能员，并不光是只要清廉不犯错误，就能保住禄位，做太平官。比如吴桥知县常三乐，“操守廉洁”而“懦弱不振”，就应该撤销知县职务，改任不理民事的学官。

雍正这个皇帝，确实有点不一般。他恨贪官，也恨庸官，而且特别讨厌那些因循守旧、明哲保身、尸位素餐、无所作为的“木偶官员”。他认为，国家设官任职，不是用来养饭桶的。凡是不称职守、办事不力、推诿扯皮、瞻前顾后的官员，统统应该罢免，腾出位子来任命能干的人。雍正说：“朕从来用人，只论人材。”一个人，只要忠诚，又有才能，就是德才兼备。至于他的出身、资历，是满人还是汉人，统统不予考虑。哪怕什么学历都没有，或者生活作风上有些小毛病，都没关系。比方说李卫，根本就没有什么学历。他那个户部员外郎，是花钱买来的。可就是这个小小的郎官，却敢顶撞亲王。他当郎中时，主管户部的某亲王特别贪婪。每过手一千两银子，他就要吃十两回扣。李卫也不含糊，就把这些钱装在一个大柜子里，外写“某王赢余”四个字，放在户部廊下，来来往往的官员人皆见之。某王被搞得十分难堪，再也不敢“抽成”。李卫之勇，也就名噪京师。雍正得知，心中暗许。即位之后，立即提拔重用李卫。元年任盐道，二年升藩司，三年擢为浙江巡抚，四年兼理两浙盐政，五年授浙江总督，六年兼理江苏盗案，七年加兵部尚书衔，复加太子太傅衔，最后当到刑部尚书和直隶总督，真是步步高升。

李卫这人，毛病不少，尤其是使气任性，粗鲁无礼。见上司不称官职，叫“老高”、“老杨”；对下属动辄就骂，满口粗话。所以告他的人不少。雍正说：“李卫之粗率狂纵，人所共知者，何必介意”，着意予以袒护。另一个宠臣田文镜，也是没有学历的，也是毛病多多，也是屡遭攻击和议论。但田文镜不但对雍正忠心耿耿，而且真是豁出命来干工作。他是推行雍正新政最卖力也最得力的一个人。雍正说他“察吏安民，惩贪除弊，殚竭心志，不辞劳苦，不避嫌疑”，因此也一直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最坚决的支持。而且，不顾田文镜在朝野上下声名狼藉，将他提拔为豫鲁总督。

据说，尹继善曾评论过当朝的三个“模范总督”。他对雍正说：“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大局好，宜学处多，然臣亦不学其愎也。”的确，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雍正用人，取其长而不嫌其短，使之各尽其才，各逞其能，各得其所，这就决非庸主所能做到的了。

四年（公元1726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雍正在直隶总督李绂的奏折上，批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你和朕相比，确实差得很远。为什么呢？你只是书读得多一点，而朕不但读了书，还“经历世故多年”，所以，不管是动心，还是忍性，都有不寻常之处。朕不是大言不惭的人，也不是专恃帝王权威压服臣下的庸主。如果以为能“记颂数篇陈文，掇拾几句死册”，就可以轻视小看朕躬，恐怕将来就会后悔莫及。

雍正说这话，也有他的苦衷。康熙也好，雍正也好，都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他们心里很明白，在汉族知识分子内心深处，他们这些大清帝国的皇帝，都是没文化的“野蛮人”。他们的帝国，是靠武力征服的野蛮手段建立起来的。而且，建国以后，还不得不掉过头来学习被征服者的文化。因此，大清皇帝和汉族文人就处于这样一种奇特的关系中：前者是政治上的胜利者，后者却有着文化上的优越感。文化可不是靠武力和强权就可以征服的。而且，文化的传播有一条规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优势文化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同化劣势文化。因此，康熙和雍正都很清楚，要让人服，得心服，而要汉族知识分子心悦诚服，就必须和他们谈文化。

实际上，两位满族皇帝的汉文化水平，早就已非一般汉族士人可比。何况他们还懂满文、蒙古文，熟悉满文化和蒙古文化（康熙则还有西学学养，真正学贯东西），更非一般汉族知识分子可比。只要不带民族偏见，都应该承认他们够资格当中国的皇帝，至少比明代的皇帝强。中国历代王朝的皇帝，就数明代的最差。不是昏，就是暴，要不就是懒，好一点的又平庸。好容易出了个想做事的，又气数已尽。然而，尽管康熙皇帝已表示了他对汉文化由衷的钦慕，也表现了他一流的汉文化水平，一些人的思想还是转不过弯来。因此雍正认为，如果不把对他们的统治深入到思想文化领域，那么，这种统治就仍然并不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