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之困惑

《阅微草堂笔记》中见到一则故事。说有一大官，一直以清操志节自诩。凡门生故吏望门投谒，想带一点礼品敬献给这位，他是一律严拒的。钱不要礼不收，还要教训送礼的下司学生，子曰诗云地一大套，弄得送礼亲友人人汗颜无地。他如此崖岸高峻，自然是清名广播的了。这就好比演员登场，台面上是海瑞、况钟、包文正，下场子坐在戏箱上，他就又是一番思索：呀，这么好的砚——端砚呢！这么名贵的字画——宋徽宗的鹰呢！我怎么就挡回去了呢？那方汉金瓦，恐怕没有二百两金子不成的吧？也……挡回去了——就是那只金华火腿，今儿中午小酌下酒也不赖的吧。唉，也……他独在幕后这么思量，愈想愈不是滋味，心里愈难过。每当客人羞惭辞去，这点心思无处发泄，便拿着家人出气，无事生非地寻衅打骂家人。但闻空室暗隅中鬼魅哧哧窃笑不已。

由此连带又一个故事。说一大官，有下属送他两千两银子，被他训斥一通而去。但是有一次他去一位朋友家，适逢朋友领了俸在家——白花花的银子堆得一桌子都是，这位先生忍不住，竟攫起一块扬长而去。

第一位，算是阴柔；第二位，算是旷达。从心底深处，对钱的感情是一般样儿。如今我们这世面，只要是个官，收钱不收钱的我不清楚，不收礼的我还没听说过。倘不，我敢肯定，那就是绝顶好官或病态了的小心人。做了好官或小心的官，那也不算差的。如今的时兴状态，不送礼决计“不予办事”，收了礼也未必办事，办正经事——比如跑项目，堂堂正正的公务，礼也是非收不可的。道理很简单，这项目审批权在我，僧多粥少的事儿，我可以批给这和尚，也可以批给那秃驴。没有是非的事，当然谁给我贡献的实惠多，我就“审批”给谁。收了礼不办，不办就不办，反正你是下头，你能把我“上头”怎的？——我猜他的心思，准是这点味道。

这样的风气下，相较而言，那在家骂人的，公然攫了朋友钱去买酒吃的，都是该通报表彰的。

可怕的是他不是孔繁森，也不是王宝森，他是“这一个”大家中的这一个。“法不治众”，一般情况下是个事实。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上头这样，下头也这样。已经变成了一种广泛社会行为，非常的也自然成了正常——小学生屁蛋小孩子，作业没有做好，会去对老师讲：“我爸爸在××单位工作，您有什么事要办，给我说一声就成。”深入到这个层次，真的让人替我们的民族捏一把什么呢？克己复礼为仁。我们的《道德规范》里也讲“明礼”，什么是礼？我看多数人是不甚了了。有几个人会想“礼——就是理”的？当然，礼还蕴涵许多内容，仅就这一“基本点”而言，吾国国民“民鲜久矣”。你抠我鼻子我挖你眼，你抽我一嘴巴我揍你一耳光，这也是“礼”，叫“尚往来”。“尚往来”既是基本原则，当然就你给我钱，我就给你“项目”。现象上说没有问题，没有毛病，只是机关有点蹊跷：办的是公事，钱却进了私囊。

纪晓岚的这则故事没有提那官的名字，或者是为亲者为尊者有讳，或者那人当时尚健在，揭了秃疤疮怕“予后不佳”。但我以为是苛了一点的，“诛心”太严了些：一个官员，知道畏法或知道羞耻，怯于舆论，不肯或不敢苟取非分，无论如何也算在守成自律里头的数。

倒是那群鬼们，不知见了今日那些以贿成政的官们的形容儿，该笑还是该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