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先人们生活中的水

人把它创造出来与日月同辉，从这里流出来的是水，也是信念。

——梅·萨顿

上善若水。

——老子

真正的世界奇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纽约时报书评》对一本书兴奋地评价道：“本书读来妙趣横生……使人觉得学历史就像吃冰淇淋那样痛快。”以我们的阅读习惯，来猜度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肯定是困难的。因为在我们的阅读和学习过程中，学历史绝对是件枯燥得要命的事，而非“像吃冰淇淋那样痛快”，更何况这是一本反映一项美国水利工程的书——《胡佛水坝》。作者约瑟夫·E·史蒂文斯漂亮的文笔加上他科学的理性精神，使我叹服，多年以后，我仍能记住他所描述过的许多精彩细节。以我的孤陋，还不曾看到过中国人将水利工程写得如此科学而有趣，让门外汉也读得眉飞色舞。这让我想起几千年来寂寞地流淌着，不舍昼夜，灌溉了无数农田，给民众带来无尽福祉的都江堰。

但奇怪的是，我们却将荣誉毫无保留地献给了那早已“死去”——事实上，长城从诞生那天起，就没有有效地起到阻止“胡人牧马而南下”的作用，后来历次的外族侵凌中，其所起的军事作用也并不大——而且积淀像孟姜女这样千古民怨的长城，而冷落了真正给民众代来绵长之福祉，至今仍泽润天府的都江堰，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从表面上看，都江堰只泽惠了成都地区民众的生活，但其实它所起的作用之巨大，无论怎样估算都是并不过分的。

从历史上的非常时期来看，凡是国家动荡，处于生死危亡之秋，四川包括成都始终就处于整个国家非常重要的地位，如南宋末年抗击蒙古的入侵，二十世纪抗击日本的凌侵均是如此，而整个川西平原得都江堰之灌溉，水旱从人，使粮食在非常时期也能得以丰产，有抗击侵略者的物质资本，这正是余秋雨在《五城记》里所说的，在祖国大西南的版图藏着一个成都，实在是我们的福气的深层原因。亦如明末陈演在《大修都江堰碑记》时，赞赏当时主政四川的刘之勃大修都江堰，而彼时刚好兵荒马乱，四川愈加重要，都江堰的正常运转与否就更加重要，因为它关乎整个成都平原粮食是丰收还是减产的大问题。可以说，川西平原要有长期而稳定的发展，都江堰确是居功至伟。

都江堰对川西平原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防洪、漂木、提供生活用水等自不必说，尤其是它灌溉良田的功用，实在发挥着二千二百多年来最伟大的效益。在都江堰修成之初，都江堰所发挥的作用都是综合的，因为古来灌溉用水取之于外江，而内江之水则多用于航运，而且同时可用来漂木。发展到后来，便是内江以发展灌溉为主，而外江则专事排洪。当然所谓的综合利用，并不是指这些发展是齐头并进的，尤其是灌溉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因为有时灌溉要让位于航运事业，越是古代，四川或者成都的陆运发达的程度低于水运，而且成本也较低，因而水运是必须保证的要务。《史记·河渠书》中对此有非常明白的表达：“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浸溉”。范成大在淳熙四年（1177年）六月初一日从成都到郫县，在途中看到了等雨插秧的景象，“前两旬大旱，种几不入土，临行，连日得雨。道见田翁，欣然曰：‘今年又熟矣。’”迨至郫县才见“家家有流水修竹”（《吴船录》卷上）。

由此不难证明，航运仍是最重要的事，而且据史书记载，直到元初，都江堰水系的航运都还较为发达。至于说由成都到乐山再到宜宾的水道，单说公元前377年，蜀军由成都出发，循岷江入长江，游水而下，进逼楚地兹方，可以想见水源之丰沛，造船术之精湛，航行技术之发达。直到清代中后期，这条由成都出川的黄金水道，才逐渐萎缩的，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森林遭破坏，水土流失严重，造成河床因泥沙堆积而抬高；另一方面是水量逐渐减少，或者由于灌溉面积的增加，对用水量的需求增大，而导致了成都丧失了它作为水码头的航运基础。这也就使得成都对外的交流，完全要依靠不是很通畅的陆上交通，加上对外运输及交流的成本。

至于说到都江堰的防洪功能，当然它所起的作用是保证成都不受或少受水灾的影响，或者减少水灾对成都的损失。但它对成都下游的城市如彭山、眉山等地，就不存在多少保护作用，当然这是它的影响范围所致，也是保护和发展中心城市成都，而惯于采取的“丢卒保车”的一招。杜甫逃难到成都的时候，成都人不无得意地告诉他成都的水旱从人，“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溢不近张仪楼”，这样确凿的例证，虽不是史不绝载，也非绝无仅有。公元910年8月5日，岷江洪水将都江堰渠首枢纽向下游冲移近一公里，但宝瓶口死死地捍御了过量的洪水，保住了成都不受侵害，而新津、眉山等地水灾严重（杜光庭《录异记》）；公元972年8月，成都大雨，岷江暴涨，但洪水全由外江排泄，府河没有进入更多的水量，成都保住了，但眉山、乐山却遭受了严重的水灾（黄休复《茅亭客话·蜀无大水》）。根据科学实验，每年四五月岷江水流量在每秒500—800立方米，那么内江分水55％—57％，换言之，灌溉及民用就占了水量的大半以上，也就表明可以全部或大部分引进宝瓶口。而当洪水流量达每秒4800立方米时，内江分流则减少到50％，外江分流比就大于内江，而当岷江百年一遇的洪水流量每秒7700立方米时，宝瓶口则只有每秒740立方米，还没有洪水总流量的10％（徐慕菊《从科技史角度看都江堰的科学性》）。尽管从西汉到民国年间成都发生25次大水灾（郭涛《四川城市水灾史》），但都没有对成都构成“灭顶之灾”，一方面，由此不难想见都江堰的防洪能力对于确保成都的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成都城址千年不变，就与此有深刻的关联。

更为关键的是，都江堰在创建之初，即发挥了巨大的灌溉功效，使得无数土地成为水旱从人的良田，河水所到之处，无不显出其蓬勃生机，一派葱茏景象。汉代文翁曾开湔水即开挖都江堰的干渠蒲阳河，以灌溉繁（即今新繁镇一带）田约1700顷，而汉代的1顷约合今之70亩，也就是说，都江堰的一个干渠的灌溉面积即是11万9千亩，由此我们不难想象都江堰在彼时灌溉总面积之惊人（郦道元《水经注·江水》）。而事实上东汉应劭《风俗通》中已说，都江堰灌田万顷，那就相当于灌溉70万亩的面积。迨至宋代，都江堰的灌区面积又有极为惊人的发展，它甚至包括永康军、成都府、蜀州、彭州、汉州、眉州、嘉州等处，而成都府路共辖1府、12州、2军、1监，因此宋代曾执掌成都权柄的赵抃说都江堰“灌溉川西南十数州稻田”（《古今集记》）包括其灌溉良田的面积，在1949年后的30年内，从历史上最高的300万亩（有人估计在道咸时期灌区面积已达近300万亩，见谭徐明《近代都江堰工程管理的兴衰》），发展到近600万亩；随后再从南、北、中三个方向穿越龙泉山，将都江堰的水引向丘陵山区，建库蓄水，使灌溉面积达到850万亩，进而扩大至1500万亩。两千多年的事实证明，只有都江堰才真正体现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精义，也正是其实用价值表明了五行水为首、八政食为首的古老文化哲学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