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与当下生活 2010年1月20日在“中法作家论坛”上的演讲

很高兴参加这次对话。“小说与当下生活”，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题目，也是我思考最多的题目，但同时它又是我最难谈论的题目。如果把这个题目，放在中国作家与西方作家的交流的背景下谈论，它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这些变革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文化想象和知识积累。有统计数字表明，现在全世界百分之七十的大型起重设备，百分之七十的水泥，都在中国境内。一个外国记者告诉我，他曾经以为中国的国鸟是仙鹤。当飞机飞临中国大地的时候，他看到机翼之下仙鹤成群。后来他才发现，那其实是用来拆房子和建房子的大吊车。我们都知道，“鹤”这个词的英文词“crane，就包含有大吊车的意思。也有人把中国的英文名字China，直译成汉语，译成“拆哪”。前年秋天，我到瑞士出席一个文学节，在房东家的院子里看到一株苹果树，我虽然品尝了树上的苹果，但仍然没有认出它是苹果树。因为它高耸入云，尤如中国古寺中的千年银杏。它的真实年龄是一百零四岁。我相信，如果不出意外，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找不到这样一株苹果树。百岁老人在中国比较常见，但百岁的苹果树，还真的没有。中国的苹果树的树龄一般不会超过十年，十年之内必定砍掉，栽上新的品种的苹果树。而中国现实变化之快，在我看来很可能已经超过了苹果树品种的更新速度。但是，这些变化，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吗？现实是一夜之间变成这个样子的吗？

任何一个从二十世纪走出来的中国人，只要他是一个有历史感的人，他都拥有三种不同的经验：一种是社会主义的经验，一种是市场化的经验，还有一种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深深卷入全球化之后所获得的全球化的经验。这三种经验分别对应于三种不同的时代，而一个时代既可以看成是对另一个时代的发展，又可以看成是对另一个时代的报应。对于一个有历史感的文学写作者来说，这三种经验其实是叠加在一起的。它们相互叠加、相互渗透、进而如地壳中的岩浆一般翻腾激荡。但是，当我们真正试图用小说的方式来描述这种复杂经验的时候，我们又觉得困难重重。因为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从诗词曲赋，到明清小说，到鲁迅，到西方人喜欢的沈从文，他们的作品都从来没有涉及这方面的经验；西方现代主义运动以来，从福楼拜到萨特，从普鲁斯特到罗勃—格里耶，都曾在某一个阶段影响到中国作家的创作，但所有这些作家，他们的作品也从来没有涉及这方面的经验。这使得现阶段的中国作家的写作，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一种独自的探索。前段时间，在马德里，在跟西班牙作家对话的时候，我说，中国作家面对如此复杂的经验，其写作时候的身影令人想起挑战风车的那个堂·吉诃德。但是，对于中国作家在处理这种复杂经验时所取得的成就，西方的作家、记者和出版机构又能理解多少呢？

我不止一次听到批评家们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长篇小说数量的激增，是受到了市场化的影响。但批评家们，包括一些文学史家，却无法解释这样一种现象：虽然现代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人们本来应该去读短篇小说的，但是读者却奇怪地选择购买更加耗费时间的长篇小说。对长篇小说市场的这种空前繁荣——有些人称为畸形繁荣，人们自然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在我看来，有一个原因很可能是决定性的，也可以说更为内在的原因，即：长篇小说与别的文学样式相比，有可能容纳更多更复杂的经验；读者也希望自己的复杂经验，能够在长篇小说中得到验证。于是，我们看到，当代重要的作家，几乎都投身于长篇小说的创作，而且我们的小说越写越长，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山东作家张炜先生的长篇小说竟然长达四百五十万字，我怀疑这是人类历史上至今为止最长的长篇小说了。另外一个例子是刚刚去世的作家史铁生先生，历史或许将证明，史铁生先生在文学史上地位足以与鲁迅先生比肩。但我这里要说的不是他的文学地位问题，而是这样一个行动不便、日常生活的半径相对而言比较狭窄的作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也致力于长篇小说的创作，而且篇幅浩繁。中国作家的这种创作实践，往往不能为外国的批评家所理解。我本人就不止一次亲耳听到外国批评家，批评中国作家的长篇小说越写越长。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作家懒惰的标志，说明了中国作家对读者的不负责任。事实上，只有充分理解中国经验的复杂性，才能够理解中国作家为什么会做出如此艰苦卓绝的努力，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让我再次回到我前面提到的在瑞士参加的那个文学节，提到那株苹果树。我记得在那个文学节的节目单上，印着公元八世纪的中国诗人杜甫的诗句：“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这句古诗可以勉强译为：我们所身处的世界如此艰难，谁又愿意敞开胸怀说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在随后的讨论中，我认为与会的中国作家确实响应了杜甫的感召，在瑞士这样一个中立的国家，非常坦诚地说出了自己对文学，对中国现实的看法。但在私下的交谈中，我仍然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与会的翻译家、批评家和记者，大都倾向于认为，中国作家并没有说出自己真正想说的话。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中国作家其实深深地将自己的心肝掩藏了起来。这个事实很可能说明，中国作家对当下生活的真实感受，并不符合西方作家对于中国的想象。在温暖的友情和温柔的笑容背后，我们对于中国现实的理解其实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去年春天，我们终于有机会能够再次沟通，能够让对方看到自己的“心肝”。这是因为，瑞士文学节的一个主办者来到了中国，这一次我才知道她不仅是个诗人，是欧洲某文学基金会的负责人，而且是个摄影家，而且还是瑞士某地方议会的议员。我们之间又进行了非常坦诚的交流。比如，我知道她一个人在议会中占据了两个席位，因为她所在的党派只有她一个人，而这个党派在议会中有两个席位。她本人既是组织，又是个人，既是领袖，又是群众。我曾问她，何不把自己的丈夫和女儿发展成自己的党员？她说，她的丈夫和女儿压根儿就不知道她的党叫什么名字。当然，她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和女儿属于什么党派。所有这些情况，都让我大开眼界。有一天下午，我和北大德语系主任黄燎宇先生陪着她去了北京的郊外，在郊外看到了一片苹果树林。就像我当初的房东为我认不出那株树是苹果树而吃惊一样，这位瑞士朋友也认不出眼前正在盛开的苹果树是什么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终于有机会详细讨论中国的苹果树与瑞士的苹果树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我们在许多方面都达成了共识。当然，我必须提到的是，我们之所以有机会进行详细的讨论，是因为冰岛的火山爆发所形成的火山灰，阻隔了她的行程。于是，接下来，我们又共同讨论起了欧洲的火山灰。我们意识到，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虽然火山灰远在欧洲，虽然它只是灰尘而已，但是它的影响却波及到了遥远的中国，并使我与这位瑞士朋友能够结下深厚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