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池的耸起和一间书店的倒掉

2008年的9月，我在网上看到消息说，上海陕西南路地铁站里的季风书园因为十年的合约到期，续约又面临着租金上涨、资金不足的问题，面临着关门危机。季风书园我从前一直不熟悉，只是偶尔在上海办事的时候，在地铁陕西南路下车，会匆匆瞥上一眼，暗自盘算着什么时候有时间一定要好好地逛一下。2006年的春天，我到上海帮朋友办事，我的朋友米老排正住在陕西南路地铁站旁边的医院里，我去探望他。那是一个晴朗干净的下午，他精神不错，于是拄着拐杖和我一起偷偷跑出来逛季风书园，我们混迹在人群中等红绿灯，过马路的时候，下午的阳光洒在斑马线上，他突然说，这就是滚滚红尘啊，那时候他已经是骨癌晚期，这可能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但我们都不以为意。进了书店，我惊叹原来这小小的门脸里别有洞天，他告诉我，这是全上海他最喜欢的地方，然后扎进书堆里不见了。过了一会儿，我在一排书架前找到他，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书，拄着拐杖，我突然意识到，他原本壮实的身体已经只剩下一半了，在宽大的病号服里显得空荡荡的。我用手机给他拍了张照片，结账时，他买了本书给我，后来我一直没看完。

八个月后，也就是2007年的春节，老排去世了，那一年的春节离开的人很多，我的父亲于他之前几日离开，在他之后，是我的另一位朋友。我在父亲离开之后两个星期才得到他的消息，都没来得及为他哭上一哭，但是我一直保留着他的手机号没删，一直留着他的照片，还有他的博客，他的MSN，还有每次去上海的时候，都会去季风书园里转一转，好像不是有意要怎样，只是会那样而已。每次看到有人发季风书园的照片，都会下意识地找一下我找到老排的那个书架，不是有意要怎样，只是会那样而已。

即便对季风书园有如此的回忆，看到人们发起活动声援季风书园，抵制房租涨价，我仍没有参与。因为我认为问题的症结根本不是由于一个上海的房东要涨房租，也不仅仅是人们改变了购书的方式，是我们的这个城市的建设导致城市里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完全被改变了，从而也改变了一切。在我们的生活每天都被肆无忌惮地摧毁又重建的时代里，你又如何能够让一间书店于尘世之外独存呢。记得前一段时间采访《城记》的作者王军老师，聊起关于城市建设这个话题，他说我们的城市是一个不能行走的城市，这个城市是为了汽车建造的，人们打破了原来的城市的布局，加宽了马路，建设了封闭的小区，你无法从一个地方简单地走到另一个地方去，城市建设和每个住在城市里的人息息相关，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着人们的命运。

我来到北京后已经很少逛书店了，大多数的书我也会到亚马逊或者当当上去买。在北京，我最喜欢的书店是万圣书园，但是它坐落在城市的另一头，坐车来回要四个小时，三联韬奋书店更近一些，但是要倒上两趟车，打车来回要四十多块钱，如果想去的话，也要计划出一整天的时间才能成行。在家乡的时候，以我家为中心出发，步行十五分钟之内便会有三家三层楼的书店，从前我总觉得这是因为我的家乡地方太小、太落后所致，跟王军老师聊完之后，我才明白，那才是一座城池的感觉，北京才是按照美国大郊区建设的，而且是没有鸟语花香的大郊区。老北京人一直都固执地认为只有四九城里才算是真正的北京城，其实他们的这种说法是对的。

像逛书店这种闲散生活是奢侈的，是一座即便是平民也能活得有尊严的城市才有的乐趣。但这不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城市是一个充斥着暴发户心态的城市，只有开宝马住别墅的人才活得有尊严，人们为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沾沾自喜，为高楼大厦的建立赞叹不已。这个城市没有一个老邻居，不可能容得下一个三四代人都记得的书店。他们以为所谓城市的记忆就是水立方、鸟巢、国家大剧院。却不知道，一座城市的记忆，是曾经街角那家烧饼铺、楼下的小书屋。而水立方、鸟巢、拥挤的三环，这些供人瞻仰，参观留念，顶礼膜拜的建筑，却从来不属于一种生活，不会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在这座城市里，人们正在肆无忌惮地毁掉一切再重建，他们不珍惜自己的记忆，也不珍惜关于城市的记忆。那么，一座书店又算得了什么呢？

所以我虽然为季风书园感到遗憾，但也只是心下淡然，在这样的城市发生这样的事情并不奇怪，不发生才会奇怪。我只是想，如果有一天，当人们发现他们已经丢掉的记忆是他们的无价之宝，他们要到什么地方去把记忆找回来呢？此时的我，除了安静地看着这一切，无事可做，唯有把内心珍藏的关于朋友的记忆，继续珍藏下去了。

亲爱的老排，你喜欢的季风书园，可能要关门了。没什么，只是想写一封信，告诉你而已。

附：和《采访本上的城市》作者王军老师对话

水木丁：你是学新闻干新闻的出身，这个行业会让很多人成为一个杂家，你却成了一个城市问题专家，你是怎么走到这条路上来的？

王军：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专家，我只是一个记者，其实开始主要是新华社给我的任务。我大学一毕业不想干这个，我想当个教育记者，但是1991年毕业到新华社北京分社，分配给我的就是城建口。新华社和其他的新闻单位又不一样，每个记者都有给新华社写内参的任务。我们必须把工作做得比较深，比较透。也许我是一个认真的记者，任何问题我都要到现场去，我觉得我的工作没有禁区。因为我处在这个位置，所以有很多问题也会主动找到我这里来。

水木丁：当时写《采访本上的城市》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吗？

王军：我没有想那么多，我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是什么斗士，我只是一个记者，整本书就是我作为记者写的报道。我觉得记者的工作是让大家能够沟通，人和城市之间的沟通，城市中不同阶层的人也能沟通，记者起了一个桥梁的作用。沟通并不是说要放弃原则，沟通是让大家更加认识原则。是什么样的原则导致了我们的城市会遇到很严重的问题，什么样的原则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安全、友爱，或者你放弃什么样的原则，你让别人不安全，有一天你也会不安全。我的故事是想让大家来想想这个事情。

水木丁：您曾经说过，一本书，回答一个问题就可以了，《采访本上的城市》这本书里的这“一个问题”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