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

1828-1910

列夫·托尔斯泰，俄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其作品对世界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肥沃的土壤
——摘自日记

我又待在我的朋友契尔特科夫在莫斯科省的家里。我在他家作客的原因，与我们多次在奥尔洛夫省边界处碰头以及一年前我到莫斯科省去的原因，是完全相同的。这原因就是，契尔特科夫是个行踪不定的人，除了不能进入土拉省以外，他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待下来，因此我就得走遍莫斯科省的各个角落去找他，以便能够同他见面。

我像平常一样在七点多钟出去散步。天气很热。起初我在合欢树旁边一条坚实的泥路上走，合欢树的荚果已快裂开，以便把自己的种子撒到地面上来；后来经过一片开始黄熟的黑麦地，地里美丽的矢车菊仍然鲜艳可爱。我走到了一块土色墨黑、即将全部耕好的休闲地旁边。右面有一个穿高筒靴的老人，驾着一匹羸瘦的驽马用木犁耕地，我听到他用古老的言语气呼呼地吆喝着：“爬啊！”——把第二个字拖得特别长。有时又喝道：“呜！鬼东西！”接着又是：“爬啊……鬼东西。”我想同他攀谈几句，可是当我走近他耕的犁沟的时候，他在犁沟的另一头。我就继续往前走。前面还有一个人在耕地。大概当他耕到路边的时候，我正好能碰上他。“如果能碰上，不妨同他谈谈，”我心里想。我们正好在路边碰头。这个人用一匹高大的枣红马拉着铁犁耕地，他是一个长得模样很好的年轻小伙子，衣服整洁，穿着靴子，我向他打招呼，他和气地回答说：“上帝保佑您。”

铁犁犁到坚实的道路，就越过道路停下了。

“怎么，比木犁好使吧？”

“怎么不是，要省力得多。”

“买了很久了？”

“不久，差点儿被偷去。”

“怎么，又找回来了？”

“找回来了，本村的人偷的嘛。”

“那么，还上法院去告他了？”

“怎么能不告？”

“既然犁找到了，干吗还要告呢？”

“他是小偷啊。”

“小偷又怎样，坐在牢里，他会学会比偷窃更坏的事情。”

他带着认真的神气仔细地看着我，显然既不能同意也不能反对这个对他来说是新异的思想。

他有一张精神饱满、健康、聪明的脸，下颏和上唇刚长出浅色的髭须，还有一双聪明的灰色眼睛。他让马拐了个弯，以便往回耕，可是却放下了犁，显然想休息一下，同时也不反对攀谈几句。我抓住犁把，推了推这匹热汗淋淋、吃得饱饱的、高大的牝马。牝马驾上了轭。我走了几步。可是我掌不住犁，它跳出了泥土，于是我就让马停下来。

“不，您不会使的。”

“反而把你的犁沟搞坏了。”

“这没有关系，我会弄好的。”

他勒住马，抓住我放下的犁把。不过他并不耕地。

“太阳底下很热，我们到树荫下去坐坐吧，”他指着田边的小树林，对我说。

我们走到几棵小白桦树的树荫下。他坐在地上，我面对他站着。

“你是哪一个村的？”

“鲍特维宁村。”

“远吗？”

“在那边小山上，”他指给我看。

“地怎么会离开家这样远的？”

“这不是我的地，是这里的一个农民的。我是他雇佣来的。”“怎么雇佣？雇一个夏天吗？”

“不，只雇佣来播种——耕地，耕过后再翻耕一次，完全按照规定。”

“他的地很多吗？”

“可以播二十俄斗种子。”

“唔，这马是你的吗？真是一匹好马。”

“这匹牝马不错，”他不无自豪感，不过说话的语气很平静。

从模样、身材、肥瘦等方面看，这匹牝马的确不错，在一般农民那里是很少看到的。

“大概你是住在主人家里做雇工，专门搞驮运的吧？”

“不，我住在自己家里，一个人自己当家做主。”

“这样年轻就自己当家了？”

“我七岁就死了父亲，哥哥在莫斯科，在工厂里做工。起初我靠姐姐扶养，她也在工厂里做工。从十四岁起我就一个人自食其力，什么事都干，劳动，挣钱，”他平静地说，意识到自己的尊严。

“你娶妻了？”

“没有。”

“那么谁给你料理家务？”

“还不是我娘吗？”

“家里有奶牛吗？”

“有两条。”

“啊！你多大年纪啦？”我问。

“十八岁，”他回答，微微露出笑容。他明白，他年纪轻轻的竟能够把生活安排得这样好，一定会使我大为惊讶。显然，对这一点他是感到得意的。

“还这么年轻，”我说。“该服兵役了吧？”

“可不是，快了，”他说这话时带着这样平静的神色，仿佛在谈论关于年老、死亡，以及一切不可避免因而也无庸争辩的事情。

我们的谈话，正像我们那时候同农民经常谈论的那样，一谈就谈到了土地问题，他讲述了自己的生活，接着说，土地很少，如果不是有时徒步，有时驾马车搬运货物，就无法糊口。不过他是带着愉快、高兴和自豪的满足感讲这些话的。他又重复说，他从十四岁起就一个人自己当家做主，一个人挣钱。

“那么，你喝酒吗？”

显然，承认喝酒对他来说是不愉快的，但他也不想说谎。

“喝的，”他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低声说。

“你识字吗？”

“识了不少。”

“那么，你没有看过有关喝酒的书吗？”

“不，没有看过。”

“那就没办法了，最好是完全不喝。”

“我知道，喝酒没有好处。”

“那么还是戒掉吧。”

他不做声，显然他明白我的意思，并且正在考虑。

“是能戒掉的，”我说，“戒掉了有多好。我前天到伊维诺村去，刚走到一家人家门口，主人就向我问好，用名字和父名叫我。原来，十二年前我们见过面。他姓库津，你认识他吗？”

“怎么不认识，名字叫谢尔盖·季莫费伊奇。”

于是我对他讲，十二年前我同这个库津组织了一个戒酒协会，库津本来是喝酒的，从那时候起就滴酒不沾了。

“前天见面后库津对我说，戒掉这个嗜好真使人高兴，”我说。“显然，他的生活过得十分美好。有一幢很像样的房子，还有全部设备。要是不把酒戒掉，也许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嗯，这确实如此。”

“那么你也应该这样。你是一个好小伙子，既然你自己也说，喝酒没有任何好处，那么为什么还要喝呢？你也戒掉吧，这会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