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堡

1891-1967

苏联俄罗斯作家、社会活动家。生于工程师家庭。曾任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早期作品有诗集《我活着》、《祈祷俄罗斯》等，长篇小说《尼古拉·库尔波夫的一生和毁灭》等。中期有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获1942年斯大林奖金）《暴风雨》(获1948年斯大林奖金）。后期有长篇小说《九级浪》和中篇小说《解冻》及六卷回忆录《人·岁月·生活》，这几部后期作品，均引起很大反响，此外，尚有评论和政论多种行世。

帕斯捷尔纳克

我来到莫斯科不久便遇见了鲍·列·帕斯捷尔纳克，他把我带到他家里去了（他当时住在普列奇斯坚斯克大街附近）。我的笔记本上有一行简短的字句：“帕斯捷尔纳克。诗作。怪脾气。楼梯。”

我拿起另一个笔记本，翻到1941年7月5日。在“德国人说，他们已渡过别尔津纳河”这一行文字之后和“五点钟，罗佐夫斯基”之前记道：“帕斯捷尔纳克。疯狂”

1917至1941年……在这二十四年间，我有时很少同帕斯捷尔纳克见面，有时几乎每天相见。这个期限对于了解一个哪怕是十分复杂的人似乎也是很充裕的；但是我却往往觉得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依然同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那么神秘；这也说明了1941年的摘记。我喜欢他，无论过去和现在我都喜欢他的诗；在我遇到过的所有诗人当中，他口齿最笨，又最接近音乐的要素，最富有吸引力，又最使人难以忍受。我现在打算按照我所见到的和我所理解的那样把他描绘出来。这将主要是1917至1924年的帕斯捷尔纳克，当时我们经常长谈、通信。1926年、1932年、1934年在莫斯科，1935年在巴黎，尔后又在莫斯科——在战争的前夜和战争爆发后最初的几周，我们都经常见面。我们没有发生什么龃龉，却不知为什么就默默地分手了；偶然相逢时，也只是互相握握手，说是必须再见见面，然后就分手了，直至下一次的偶然相逢。自然，我并没有全面描述帕斯捷尔纳克的奢望，甚至也不想写他的青年时代，——他身上有许多东西是我不理解的，也有许多东西是我不知道的；不过我将要描绘的既不是一尊圣像，也不是一幅漫画，而是肖像的习作。

让我从头说起。我们认识的时候，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是二十七岁，这是在那一年夏天，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来说，在那一年里

人人都在干旱和半饥半饱中生活，

在斗争中变得冷酷无情，

生活中时刻出现的奇迹，

已不能使任何人感动。　

我迷惘而忧郁，帕斯捷尔纳克愉快而兴奋。那一年对于他来说是特别值得纪念的一年：

它之所以被人永志不忘，

还因为尘埃使它微微肿胀，　

因为风儿嗑着葵花子儿，

把壳儿乱拋在牛蒡上，　

因为它用一株陌生的锦葵引导我，

像引导一个瞎子一样，　

为的是让我乞求你，

在每道篱笆旁。

帕斯捷尔纳克在这一年深有所感，写了《生活是我的姊妹》一书。我对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作了如下的描述：“他向我朗读诗。我不知道使我最为吃惊的是他的诗，是他的面孔，是他的声音，还是他说的话。我告辞了，但耳朵里充满了声音，而且头痛。楼下的门锁上了——我在他那里一直坐到两点钟。我去找看门人，他不在。我转了回去，却找不到帕斯捷尔纳克住的屋子。这是一幢带有过道、走廊和亭子间的房子。我明白在天明以前是出不去了，便俯首听命地在楼梯上坐下。楼梯是生铁做的，黑夜在我的脚下蠕动。门突然打开。我看见了帕斯捷尔纳克。他睡不着，出来散步。我在他住的那套住宅旁边坐了足足一小时。他看到我毫不惊奇，我也如此。”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常用感叹词说话。他有一首叫做《初访乌拉尔》的诗；这首诗宛若兴高采烈的牛叫。他的早期诗歌的力量就是最初的生活经验。当时绝没有人认为他是隐士，他渴望跟人们来往，心情愉快，连他在那几年所写的诗也是愉快的。我之所以觉得他很幸福，不仅是由于他具有天赋的巨大诗才，还因为他善于以日常生活琐事为题材创作崇高的诗歌。当时我们大家都被象征派所滥用的那些过于响亮的词汇弄得作呕不止：“永恒”，“无穷”，“无际”，“易朽的”，“脆弱的”，“边缘”，“命运”，“劫数”。帕斯捷尔纳克曾写道：

对于他爱过的一个女人，他曾这样说：

认为你不贞洁——那可是罪过：

你带着一把椅子进来，

从书架上取得了我的生命，

还吹去了尘埃。　

他给自己的一本书取名为《生活是我的姊妹》，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不仅有别于老一辈的象征派诗人，也不同于他的大多数同辈，他跟生活相处得很和睦。他的诗作的现实主义同文学的纲领无关(帕斯捷尔纳克说过多次，形形色色的流派他一概不懂），而是诗人的天性使然。帕斯捷尔纳克曾在1922年写道：“活生生的现实世界，这是获得了一次成功便永远成功的唯一构思。它每时每刻都在顺利地发展。它依然是真实的，深邃的，不断地吸引着人们。它在翌日清晨也不会使你失望。对于一个诗人说来，它不仅是模特儿和模型，在更大的程度上它还是一个榜样。”

不久以前有一个青年曾对我说，帕斯捷尔纳克大概是一个阴沉、孤僻、而且十分不幸的人。但我在1921年却对帕斯捷尔纳克作过这样的描写：“他生气勃勃，身体健康，而且具有现代人气质。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秋天、日落及其他赏心目悦目却能令人宽慰的东西。”一年以后，维·鲍·什克洛夫斯基在柏林遇到帕斯捷尔纳克后写道：“一个幸福的人。他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愤世嫉俗。他应该作为一个可爱的、被人溺爱的、伟大的人度过自己的一生。”

马雅可夫斯基和奥·布里克在1923年表达了（用时代的行话)艺术家们的探索：“马雅可夫斯基。将复调音乐节拍的经验运用到囊括广泛的社会生活与日常生活的长诗中去。”“帕斯捷尔纳克。把多动作的句法运用到革命的课题上。”

凡此种种都会使那些直到1958年才知道帕斯捷尔纳克的外国读者感到诧异。他们所想象的是一个同历史决斗的倒霉的人。实际上帕斯捷尔纳克是幸福的，他之所以生活在社会之外，不是因为现实社会不合他的口味，而是因为尽管他很容易和人接近，甚至和别人在一起还很愉快，但他只知道一个交谈者：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