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 特

1912-1990

帕特里克·怀特，澳大利亚现代著名作家，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生于伦敦，童年时代在澳洲的乡间度过，毕业于剑桥大学，一生著述甚丰，计有长篇小说十一部，短篇集二部，剧作多部，对澳大利亚当代文学具有巨大影响。

回头的浪子

本文意在回答阿利斯特·肖 最近发表的文章，《最后一个侨居国外的人》。不过我很难与克肖锐利的新闻武器对阵，所以不打算对他文中诸点逐一作答。有人愿侨居国外，有人想返回本国，那理由无论如何是因人而异的，因此这个问题，也就只能根据个人的感受来回答了。

我今年四十六岁，在国外度过了二十个年头。最近十年，几乎寸步未离卡斯尔山那方圆六英亩的“山茱萸”农场。这听来有些蹊跷，也许是值得解释一下的。

我从小所受的教育使我相信这样的格言：唯不列颠人正确。早年，我确实接受了它。在一所英国公学里，我被熨得平平整整，最后在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卒业。直到1939年，我独自漫游了西欧大部，以及末了还逛了大半个美国以后，我才开始成长起来，开始独立思考。而战争则完成了我性格其余部分的改造。本来似乎是多彩的、理性的、称心如意的生活，令人痛心地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寄生生活。没有任何东西像雨点般的炸弹那样促人估价自己的成就了。在闪电战开始的最初几个月里，这位已经著有两部颇为成功的小说且声名在外的澳大利亚人，夜里独坐在他在伦敦的卧室兼起居室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的成就几乎等于零。有意义的是，也许那时他正读着艾尔 的《日记》。也许他遇到了“顶头风”，自然不时地走向柜子，取出那瓶卡尔瓦多斯白兰地多喝几口。总之，他第一次体会到那种无所依傍的感觉，阿利斯特·克肖曾对这种感受表示哀叹，并把它解释为一种“谋求再度用鼻子触磨母国仁慈的乳头的愿望”。

我在滞留中东的整个战争期间，始终渴望返回童年的天地中去。童年毕竟是艺术创作者所能汲取的最纯洁的源泉。这种愿望又被对沙漠景物的极度留恋所加剧，但是在我随部队驻扎希腊的那年.，它几乎得到了满足。因为在希腊，各方面都显得完美无缺，不仅是古迹美，而且还有自然风光美。同时，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非常温暖。那么为什么我没有留居希腊呢？我曾经动心过。也许是因为我意识到，即便是最地道的居民海伦诺菲尔，也只不过是心甘情愿地扮演了地中海东部沿岸流浪者的喜剧性角色而已。当地人民似乎并非不动情地说，他不属于那儿。对他来说，这是可悲的，不过他无足轻重。这个海伦诺菲尔，至今还在谦卑地盼望着自己能属于希腊。

这样，我便没有留在可以供我选择的希腊。部队在英国解散了，这给我带来了两种可能性：要么留在我当时所感到的实际的和精神的墓地，其前景是不再当艺术家，而成为一个最无成效的人，一个伦敦知识分子；要么返回故土，回到记忆中最富刺激的时代中去。说实在，吃厌了我所能吃得起的伦敦餐馆那种软糊糊、甜蜜蜜的可怕的炖马肉之后，填饱肚皮的想法也起了作用。于是我回国了，在卡斯尔山买下了一个农场，同朋友兼合作者，希腊人曼诺力·拉斯卡力斯一起，开始养花种菜，饲养德国种小猎犬和萨纳种山羊。

最初的几年，我对这些活动感到满意，并让自己沉浸在自然风光之中。要是有人提起写作，我会说“呵，也许有一天”，但我并无真意来充分考虑这个问题。《姨妈的故事》写于战争刚刚结束，我回澳大利亚之前。国外评论家对这部小说的反响不错，但像往常一样，国内评论家的反映不佳。小说未能被人卒读，公共图书馆中书页的状况显而易见地说明了这一点。但对我来说，除了吃穿和头顶上属于自己的屋顶，似乎一切都无关紧要。

随后，我忽然开始感到不满了。不管澳大利亚评论家的态度如何，也许写小说是我唯一可能取得某些成功的事情。甚至我那一半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也证实，要是我不写作，生活便会毫无意义。我满怀激情地回到了我年青时离别的故土以后，真正发现了什么呢？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我像阿利斯特·克肖和很多别的艺术家那样，收拾行装离去呢？我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没有。四周伸延着澳大利亚的巨大虚空，在那里，思想是最空洞的；在那里，富人就是重要人物；在那里，教师和新闻记者统治着一切精神领域；在那里，漂亮的青年男女透过毫无判断力的蓝眼睛注视着生活；在那里，人的牙齿像秋天的叶子那样掉落，汽车后部的玻璃每时每刻都在增大，只有肉馅饼和大肉排，才算得上好饭食，强健的体魄压倒了一切，物质上的丑恶不会使普通人感到震惊。

正是那“普通人”的得意之情最使我感到惊慌。在这样的心境中，我不由自主地开始构思起另一部小说来。由于我要填塞的空白如此巨大，所以我试图通过一对平凡男女的生活，在书中尽可能地涉及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但与此同时，我要在平凡的背后发现不平凡，发现神秘和诗意。因为正是这一切使这些人的生活，顺便说一句还有我回来后的生活，变得可以忍受。

于是我开始撰写《人类之树》了。这部小说如何被那些较为重要的澳大利亚评论家所看待的问题，已成了恒古历史。随后我创作了《沃斯》，它可能还是我在闪电战初期酝酿的。当时我坐在伦敦的一间卧室兼起居室的房间里，读着艾尔的《日记》。几个月穿越埃及和昔兰尼加沙漠的往返奔波，孕育着这一想法；那个时代最显赫的狂妄者也在影响着它；回国后，我阅读了当代人对莱卡特 探险的描绘和A·H·奇泽姆的《奇异的新世界》，这个想法终于成熟了。

在这里讨论这部小说的文学因素会不太切题。重要的倒是作者的意图。这些意图使一些读者不知缘由地感到高兴，也使那些发现此书毫无意义的人发怒。我老是在作画和作曲上受挫，因此我要赋予我的著作以音乐的结构，画的美感，通过《沃斯》中的主题和人物，来表达德拉克鲁瓦 和布莱克所可能看到的，以及马勒 和李斯特 可能听到的东西。首要的是，我决心证明，澳大利亚的小说并不一定是阴郁沉闷的、粪土色的新闻体现实主义的产物。总的说来，世界已被说服，而只有此地此刻，野狗们正在无情地吼叫着。

那么这位返回国土的侨居国外者得到了什么报偿呢？我记得，在我第一部小说获得成功之际，一位名叫盖伊·英尼斯的老练而聪明的澳大利亚记者，在我的伦敦寓所里访问了我。他问我是否想回国。我那时刚“到”，干吗我要回去呢？“呵，不过你回去的话，”他坚持己见，“各类颜色会源源不断地流到你的调色板上呐。”直到最近几年，我才想起他对我第一部小说的这段委婉批评。我想，盖伊·英尼斯也许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