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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即使这样,王大妈还是有些心虚,有拿假冒伪劣产品去蒙人的感觉。为了培养刘美枝对生活感恩的心理,她跟大家商量好,决定给刘美枝一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她向刘美枝许诺,如果她在比赛中为大家争了光,居委会除了奖励她三千元现金,还会帮她和残疾丈夫找份工作。就是她那失踪的女儿,居委会也会利用各种线索去寻找。她一再叮嘱刘美枝,这段时间,你啥也别干,一心准备比赛。为防万一,大家还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叫她比赛前把双手放在辣椒水里泡一泡,到时候万一被卡住了就用手抹眼睛。为了心里有底,大家还叫刘美枝现场试验了一下,果然,只要一想起家里的伤心事,刘美枝就呜呜咽咽,眼泪叭叭掉个不停。

比赛的日子终于来了,王大妈她们兴冲冲地送刘美枝去参赛。现场人山人海,好多媒体的记者也到了。领导讲话和组织者致辞,大家都没怎么听进去,前几位选手的表演,她们也听得心不在焉的,不过是些儿子上学没有钱,受到了资助,或丈夫下了岗,被重新安排了工作之类,还真的有一个男选手,他说他妻子如何如何。由于对比度不大,也就没有什么回肠荡气的东西。他们的哭声干巴巴的,有的甚至还露出了笑的马脚来。

轮到刘美枝上场了。王大妈稳操胜券地坐在那里。她看到,刘美枝的脸上有忧郁,也有喜悦。这很好,正是比赛所需要的。刘美枝开始讲她家里的悲惨故事。她讲她和丈夫刚下岗时的恐慌和茫然,讲丈夫被抢和受伤时的无助,讲女儿杳无音信时的绝望。末了她说,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居委会王大妈已经答应我如何如何。这时王大妈恐怖地看着,刘美枝不但没哭反而傻笑了起来,她笑道,如果那样,就好了。王大妈急了,忙暗示她哭,暗示她用手抹眼睛,可刘美枝在用手抹眼睛之后,依然没有眼泪。

结果可想而知,虽然刘美枝把事情讲得很动情,可因为没有哭,她的成绩也就不及格。

等刘美枝走下台来,王大妈气愤地问她,你为什么不哭,刘美枝说,一想到那些好事就要实现,我高兴都来不及,哪还会哭。王大妈又说,那你的手呢?难道你没有在辣椒水里泡过手吗?刘美枝说,我泡了,我泡了一整夜,可它对我的眼睛根本不起作用。

刘美枝只关心一件事,她说,王大妈,你们的许诺什么时候能实现?

王大妈没好气地说,做梦吧你。

这时刘美枝倒像个孩子似的忽然没鼻子没眼地哭起来了。

食 客

我是个摆摊的。每天,我把帽檐扯得低低的,蹲在那里,打量着过往的行人。这是我们县城闹市区的一条街道。每天上午十一点以后,它就渐渐喧闹起来。各个机关单位里的人慢慢踱到这里来,到饭店或酒楼找包厢坐下。他们夹着公文包,打着手机,口里说着一些数量词和方位名词。不一会儿,各个临窗的包厢都已经坐满了人,空调开始往下滴水。油烟滚烫的声音使得空气微微颤动。曾经有一个上面的领导下来检查工作,刚拿起筷子,忽然叹息了一声,说,要是有蛇肉就好了。时值寒冬腊月,蛇都冬眠了,但我们县的领导足智多谋,结果第二顿饭开席时,便端上了冬眠的蛇肉。

见时间差不多了,我便把摊子交给老婆照看,一溜烟跑回家,洗了把脸换了身像样点的衣服。我的衣服口袋里还备有几只不同型号的酒杯。我朝老婆眨了眨眼睛,仿佛对她说,现在,该我上场了。

我掏出酒杯,推开包厢的门,里面的人马上给我斟满了酒。真是好酒啊,一股浓香直扑我鼻孔。我说,我敬大家一杯。他们说客气了客气了。我与他们碰杯然后一饮而尽。接着我推开了另一个包厢的门。他们很客气,不但给我斟了酒,还叫服务员拿来碗碟叫我坐下。他们说,那边你就别去了,先吃点东西再喝。真是好人。我跟他们一起喝酒,吃菜,聊天。我和他们好像天生就熟。我暗暗吃惊,对自己说老兄你行啊,没想到你也是个搞行政的料!酒酣耳热时,我没忘了对服务员说,准备一份盒饭。自然没人问我是带给谁。因为他们中间也有人另要了盒饭。

刚开始,我把盒饭带给老婆,她还紧张地问,能吃吗?我说,不能吃我带给你干吗?她还是不敢吃。我说,你打开来看一下。她说,真香。她狼吞虎咽起来,很快就把饭菜一扫而光。我看了不禁心酸。她喜欢吃饭店里的菜。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她最大的理想就是,什么时候,一家人到一家大饭店里海吃一通。但每当我们痛下决心准备实现这一理想时,她又临阵脱逃了。现在,我带来的盒饭让她多少尝到了理想的滋味。她舔了舔嘴唇,问我,你害怕吗?她又说,你脸红了没?我说,我做好事的时候才脸红,比如在车上给人让座,我一站起来,大家都盯着我,我的脸就唰地红了,而做坏事,我是从来不脸红的。她听了咯咯笑起来,说,现在好了,我天天可以吃上饭店里的饭了!

此后,我就基本上天天到饭店或酒楼里去混酒喝,并且还带一个盒饭回来给老婆。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很奇怪,我摆的地摊和那些饭店仅一步之遥,他们进去之前,大多要从我面前经过。而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和职务,因为他们一边前呼后拥一个人叫他×局长,一边又私下里直呼其名。这样,我就能在跟他们喝酒时毫不费力地准确地称呼他们。我甚至比他们自己更了解他们呢。我今天在这家酒店,明天在那家酒店。各家酒店的老板和服务员都认识打着领带的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打领带在我们小城十分流行,人们判断一个人的身份的常用标准,就是看他打没打领带,打什么样的领带。一个人再穷,也不能穷了领带。它就像我们县城的街心花园,虽然我们是全省最穷的县,可街心花园在全省是最好的,听说每年光维修费就不下百万。

在包厢里,我被他们介绍成各种身份的人。有的说我是全县有名的企业家,有的说我是××局的当权派,有的说我是县委书记的红人,有的说我是××银行的信贷科科长。不管他们怎么介绍,我都微笑点头。其实我早已发现,他们这样或那样介绍我,无非是为了往他们自己脸上贴金。这是微妙的心理学,很多人不懂。

有一段时间,县里新上任的纪委书记要砸我的饭碗。他多次在常委会上提出,一定要狠刹吃喝风。每天他都带着秘书到各家酒店去检查。一时间,风声鹤唳。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里,我只得坐在那里乖乖摆我的摊,饿了就打发老婆回家煮面条吃。看着那些迎宾小姐站在那里一脸晦气,小嘴噘得老高,旗袍的两衩像受伤的鸟翅一样无力地垂下来,我想,这不会长久的。果然,没多久就听说各界人士都到县委书记那儿去告纪委书记的状。有的还告到市里和省里去了。各级领导都很重视这件事。任何阻挡经济发展的行为都是犯罪。不久,纪委书记就被调到政协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