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费正清、费慰梅

1935年,林徽因在北京香山养病期间——

听到一段当我还是个小姑娘时在横渡印度洋回家的船上所熟悉的乐曲——好像那月光,舞蹈表演,热带星空和海风又都涌进了我的心灵,而那一小片所谓的青春,像一首歌中轻快而短暂的一瞬,幻影般袭来,半是悲凉,半是光彩,却只是使我茫然。

1935年,林徽因同父异母弟弟林恒来北京,住在梁家,林徽因的生母与这个“儿子”之间出现矛盾,林徽因为此烦恼不堪——

三天来我自己的母亲简直把我逼进了人间地狱。这话一点也不过分。头一天我发现母亲有点体力不支,家里有种不祥的气氛。我只好和我的异母弟弟深谈过去,以建立一种相互了解并使目前这种密切来往能够维持下去。

这搞得我筋疲力尽并深受伤害,到我临上床时真恨不得去死或从来没有出生在这么个家庭里过……我知道自己其实是个幸福而走运的人,但是早年的家庭战争已使我受到了永久的创伤,以致如果其中任何一点残痕重现,就会让我陷入过去的厄运之中。

1935年末,日军全面侵略已近在眉睫,梁思成与林徽因正收拾整理准备南迁——

思成和我已经为整理旧文件和东西花了好几个钟头了。沿着生活的轨迹,居然积攒了这么多的杂七杂八!看着这堆往事的遗存,它们建立在这么多的人和这么多的爱之中,而当前这些都正在受到威胁,真使我们的哀愁难以言表。特别是因为我们正凄惨地处在一片悲观的气氛之中,前途渺茫……

如果我们民族的灾难来得特别迅猛而凶暴,我们也只能以这样或那样迅速而积极的方式去回应。当然会有困难和痛苦,但我们不会坐在这里握着空拳,却随时让人威胁着羞辱我们的“脸面”。

1935年圣诞节,费氏夫妇离开北京回国。这是他们走后林徽因写给他们的第一封信——

自从你们两人来到我们身边,并向我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对生活以及总体上对未来的新看法以来,我变得更加年轻、活泼和有朝气了。每当我回想起今年冬天我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我自己都会感到惊讶并充满感激之情。

你们知道,我是在双重文化的教养下长大的,不容否认,双重文化的接触与活动对我是不可少的。在你们俩真正在(北总布胡同)三号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前,我总是觉得若有所失,缺了点什么,有一种精神上的贫乏需要营养,而你们的“蓝色书信”充分地补足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我在北京的朋友都比我年岁大,比我老成。他们提供不了多少乐趣,反而总是要从思成和我身上寻求灵感和某些新鲜东西。我常有枯竭之感。

今秋或初冬的那些野餐,骑马(还有山西之行)使我的整个世界焕然一新。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我如何能熬过我们民族频繁的危机所带来的紧张、困惑和忧郁?骑马也有其象征意义。在我总认为都是日本人和他们的攻击目标的齐化门外,现在我可以看到农村小巷和在寒冬中的广袤的原野,散布着银色的纤细枯枝,寂静的小庙和人们可以怀着浪漫的自豪偶尔跨越的桥。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梁家南迁途中,暂住在长沙——

在日机对长沙的第一次空袭中,我们的住房就几乎被直接击中。炸弹就落在距我们的临时住房大门十五码的地方,在这所房子里我们住了三间。当时我们——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两个孩子都在生病。没人知道我们怎么没有被炸成碎片。听到地狱般的断裂声和头两响稍远一点的爆炸,我们便往楼下奔,我们的房子随即四分五裂。全然出于本能,我们各抓起一个孩子就往楼梯跑,可还没来得及下楼,离得最近的炸弹就炸了。它把我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开始轧轧乱响,那些到处都是玻璃的门窗、隔扇、屋顶、天花板,全都坍了下来,劈头盖脑地砸向我们。我们冲出旁门,来到黑烟滚滚的街上。

当我们往联合大学的防空壕跑的时候,又一架轰炸机开始俯冲。我们停了下来,心想这一回是躲不掉了,我们宁愿靠拢一点,省得留下几个活着去承受那悲剧。这颗炸弹没有炸,落在我们正在跑去的街道那头。我们所有的东西——现在已经不多了——都是从玻璃碴中捡回来的。眼下我们在朋友那里到处借住。

每天晚上我们就去找那些旧日的“星期六朋友”,到处串门,想在那些妻儿们也来此共赴国难的人家中寻求一点家庭温暖。在空袭之前我们仍然常常聚餐,不在饭馆,而是在一个小炉子上欣赏我自己的手艺,在那三间小屋里我们实际上什么都做,而过去那是要占用整整一栋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我们交换着许多怀旧的笑声和叹息,但总的说来我们的情绪还不错。

我们已经决定离开此处到云南去……我们的国家仍没有组织到可使我们对战争能够有所效力的程度,以致至今我们还只是“战争累赘”而已。既然如此,何不腾出地方,到更远的角落里去呢。有朝一日连那地方(昆明)也会被轰炸的,但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了。

在从长沙前往昆明途中,林徽因病倒在湘贵交界的晃县,高烧四十度,两周后勉强退烧——

我们在令人绝望的情况下又重新上路。每天凌晨一点,摸黑抢着把我们少得可怜的行李和我们自己塞进长途车,到早上十点这辆车终于出发时,已经挤上二十七名旅客。这是个没有窗子、没有点火器、样样都没有的玩意儿,喘着粗气、摇摇晃晃,连一段平路都爬不动,更不用说又陡又险的山路了。

1937年12月24日深夜,他们所乘坐的长途汽车在以土匪出没著称的“七十二盘”顶上突然“抛锚”,全家人摸黑走了一段山路之后——

又一次,奇迹般地,我们来到峭壁边上的一片房子,让我们进去过夜……此后,又有关于这些破车,意外的抛锚,臭烘烘的小客栈等等的一个又一个插曲。间或面对壮丽的风景,使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心疼。玉带般的山涧、秋山的红叶和发白的茅草,飘动着的白云、古老的铁索桥、渡船,以及地道的中国小城,这些我真想仔细地一桩桩地告诉你,可能的话,还要注上我自己情绪上的特殊反应。

到昆明后,梁、林在晃县邂逅的那批飞行员从航校毕业,开始正式在空军服役。其中一位的座机在一次空战中迫降在广西边境——

直到第三天早晨,他才乘一趟慢车回到昆明。在他失踪的两天夜里我们都睡不好觉,但又看到他,只是下巴受了点轻伤,真是喜出望外。了解到这次空战的一手消息和结果,而全城对此都还浑然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