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家族私史 阿雪

阿嬷说要来看孙子的消息传来，引起大家一阵紧张，新的消息又说阿雪会陪着她来，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我们家从北部雨港搬到中部山城乡下已经好几年了，在那样的交通不便与通信阻隔的时代里，区区二百公里的距离几乎就切断了我们与北部亲戚的往来，只能靠父亲偶而写信来维系一些连络关系，但渔村亲戚大多是不识字的劳动阶级，较频繁的书信往返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总是需要找到识字邻居的帮忙，才能读一封信或写一封信。

阿嬷要来的消息是怎么传来的？我也有点记不清了，也许是二叔的小孩，也就是我的堂兄，负责写的信。一开始的来信上可能也没说清楚阿嬷要来的时间与其他细节，我们也穷紧张了一阵。是呀，阿嬷年事已高，不识字，不懂看招牌，又不曾出过远门，她要怎么样自己一路换乘至少四趟不同的巴士和火车，才能从她的渔村到达我们居住的农村呢？

至于没有说确切时间，我们倒是可以想像的。阿嬷从来不明白「计画」是什么意思，她只会说：「找一天，我要去南部看大汉仔和孙子。」大汉仔（老大）指的就是我父亲，孙子就是我们了。但「找一天」就没有人知道是哪一天了，一定是等到某一天早上起来，阿嬷觉得时候对了，气候也对了，她把包袱打理好，和所有屋子里的人说：「我要来去看大汉仔囉。」大家才会知道她找的原来就是这一天。

不过来一趟路途遥远的南部乡下毕竟是大事，渔村里的其他儿子、孙子说好说歹，说服她由孙子先去城里帮她买好火车票，又说服她由阿雪陪她同行，阿雪本来就是她最疼惜的身边人，阿嬷也就答应了。这样，第二封来信就告诉我们火车的日期和阿雪同行的消息，我们才放下心，松了一口气。

虽然阿嬷和阿雪清晨一大早就出门，我们也已经知道她们搭乘火车的时间，但那仍然是一场漫长难熬的等待。一趟从基隆到台中的平快火车足足要走超过六个钟头，而且不担保什么时候能到达，因为平快火车遇见任何特快车都得停下来等待，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有点看天吃饭的味道。

就算老小二人顺利到了台中，能不能顺利找到开往我们住的乡下的巴士，我们也不知道，何况每个火车站都有前站、后站好几个不同的巴士站，鲜少出门的阿嬷，和才十五、六岁的小姑娘阿雪，她们能在陌生的城市里找到那条卑微不显着的乡间路线吗？

可能是听到大人们心神不宁的议论纷纷，整个早上我的脑中也不断出现想像的画面：我彷彿看见阿嬷和阿雪天未亮就走出家门，阿嬷手里挽着包袱，阿雪抓住她另一只手臂，两人孤单站在无人的公路旁巴士站牌下，等候着车班稀少的前往基隆的公路局巴士…；然后我又彷彿看见阿雪扶着阿嬷在人潮汹涌的基隆火车站里，瞇着眼看着各种号志招牌，寻找她们应该上车的月台，摊贩的叫卖声和车掌的口哨声回响在她们的周围…；然后我又彷彿看见两人从台中火车站下车，吃力地走出人潮汹涌的火车站大厅，却又被车站外边更大的人潮海洋吞没，我彷彿看见阿雪在人群中不断向路人点头询问巴士站的位置，姿态和口吻犹如陈芬兰唱的〈孤女的愿望〉中的歌词…。

到了下午将尽的时候，等待的焦虑更深了，算算阿嬷她们上了火车也已经超过八个钟头了，顺利的话是应该要到了，大哥已经被妈妈二度派出去车站探望，但望穿秋水，还是不见阿嬷和阿雪的踪迹。

一直要等到天色转为金黄，下午五点多的时候，才看见大哥跑步回来，大声叫道：「到了，到了，阿嬷来了，阿嬷来了。」我们往道路远处看去，果然一高一矮的身影，矮小的阿嬷手里勾提着一个超大包袱，高大健硕、晒得黑黝黝的阿雪正搀扶着她，一步高一步低往我们的方向走来。

进了屋子，妈妈拧了湿毛巾给阿嬷和阿雪擦汗，并且端上泡好多时的茶水。阿嬷却急忙打开包袱巾摊在客厅桌上，里面拿出来的是一包包煮好的小管，和各种腥香四溢的大小鱼干，都是海边捕鱼人的东西，难怪包袱看来那么壮大而沉重。父亲咧着嘴呵呵笑，这些都是每餐无鱼不欢的父亲喜欢的家乡味，他可开心了，也不忘开口称赞阿雪：「阿雪愈来愈大，也愈来愈懂事了，也知道带阿嬷出门，走这么远的路。现在几岁了？」阿雪的圆脸羞得通红，低头小声说：「过年就十五岁了。」

妈妈陪着阿嬷坐在客厅，一位一位亲戚点名问着他们的近况：「春生仔现在怎么样了？」阿嬷答道：「娶某了，妳知否？娶隔壁庄的米店头家许明贤伊家的查某囝仔，上个月的代志。」妈妈也叹气接口说：「唉，也没有人跟我讲，也顾不到礼数，现在住到这田庄处所，亲戚朋友都断了消息。」

三阿姨在厨房里准备大餐，忙得不可开交，锅铲炒菜声锵锵锵不停地响着。年龄相近的两个姐姐把阿雪带走，叽叽喳喳指给她看烧水洗澡的地方和晚上挤在一起睡觉的房间。我一会儿躲在客厅旁听父亲、妈妈与阿嬷的谈话，一会儿跑进厨房探看三阿姨的烧菜进度，一会儿又去瞧瞧姐姐们和阿雪在做些什么。

但阿雪是我的什么人？我简直不知道如何向同学解释。对我们来说，阿雪当然是一个「家人」，只是所有姨婶姪甥的称谓都不适用。妈妈依据年龄要我叫她「阿姐仔」，这姐姐既非堂姐也非表姐，她和我们家甚至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事实上她是一位时代末端的「媳妇仔」（童养媳）。

旧时候的穷人家，这当然包括我的渔村老家在内，他们觉得所有的婚嫁过程劳民伤财、成本太高，很难负担。与其养女儿十多二十年终究要嫁人，自己还要花聘金、聘礼去讨媳妇，不如拿女儿直接换个小女孩来，一面当女儿养，养大直接送做堆做媳妇，嫁女儿的嫁妆、娶媳妇的聘礼全免了，同样一番教养小孩的「工程」，省掉「换来换去」的许多麻烦，这在台湾还是贫穷移民社会的时代是很盛行的。台湾人在讲自己委屈的时候，用语里还常常说「好像童养媳一样」，可见原来这是很普遍的现象。

阿嬷仍然习惯「童养媳」的观念。她自己就是一位从小入门的童养媳，她把自己的女儿都送出去给别人家（我从小没听说有姑姑，因为姑姑都送人了，后来知道的姑姑都是长大再相认的），也去要来好几位预备给儿子做媳妇的女孩。阿嬷觉得这样做理所当然，但时代已经开始变了，童养媳不再「安于室内」，儿子也未必都肯直接接纳童养媳做老婆。至少，我的父亲就是第一个「意外」，他在穷困的渔村中「意外」读了书，「意外」看见了外面的世界，「意外」谈起了「自由恋爱」，「意外」引发了家庭革命，他不肯和家中从小一起长大的童养媳成婚，坚持要有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