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闪问秋雨

现在社会上总是有关于中医的激烈讨论，反对的一派认为中医就是伪科学，另外一派则认为中医不能取缔。这种对中医的讨论您有什么看法？

余秋雨：世界历史上人口最多的族群，是由中医佑护下来的，佑护的时间比科学的时间长得多。科学不会这么狭隘，把自己一时解释不了的“存在状态”判定为伪科学。

当天文学还没有发现很多行星的时候，它们就已经存在了。未被天文学关照的行星，并不是一种非科学的存在。

龙的形象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是一个比较邪恶的形象，国内有学者主张，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文化误读，龙不应该继续作为中国文化的图腾，应该换一个图腾。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余秋雨：我们不能因为别人的脆弱目光而脆弱起来。一个强大的族群的早期图腾总是凶猛的。不少国家以狼、熊、狮、鹫作为民族象征，丝毫没有要改的意思。中国商代青铜器上饕餮图纹比龙更为狞厉，但我们为此而自豪。为了不让外国人刺眼，把老祖宗的徽号都要改？老祖宗正是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后代，才早早地把图腾强化。

社会上一直有人提出要抵制洋节来振兴或者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看的？

余秋雨：元旦也不过了？劳动节、妇女节、儿童节都不过了？随之而来，我知道，西装不能穿了，电影、电视都不能看了，电话、手机也不能用了，因为按照逻辑只能这样。我想提醒一句：过节是人们自己的选择，一个人“抵制”是自由，要别人一起“抵制”是强制，要很多人一起“抵制”是专制。我们怎么可以为了民族主义而走向专制主义？

秋雨老师，您如何看秦始皇陵墓的挖掘？您认为应该继续进行呢，还是让它安安静静地埋藏在地下，我们永远不要去打扰它？

余秋雨：暂时不要挖掘，因为我总觉得条件还不具备，而人类也不能把什么事都在自己一代都做完。留下一些猜测，留下一些对自己的怀疑，留下一些对古人的敬畏，留下一些对后代的期望，这才让历史神秘贯通。但是，我也不主张“永远不去打扰”，因为这样就会对后代做出强制命令，而后代的一切我们都无法预计。

包括王朔在内的一批人声称，众多红学家对《红楼梦》的解读实在是无聊之举，您认为呢？

余秋雨：我也有同感，因为那毕竟是小说，而不少红学家却把它当做真实历史在研究，在意会，在考证。

艺术虚构是一种伟大的权利。如果把这种权利全部转让给学术，一个民族就太可悲了。

历史剧往往有两个倾向能吸引观众注意力，第一个方面就是从某种戏说，从闹着好玩的角度来吸引观众；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贴近历史，讲的主要是权谋以及成功之道。您是怎么着待这两个倾向的？

余秋雨：这两个倾向古已有之，但艺术不是历史教科书，它的本质更接近于游戏，因此我更寄情于“戏说”，尽管现在“戏说”的等级还有待于提高。

莎士比亚前期写了不少更贴近历史的历史剧，但时至今日，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剧团会去演这些戏？带若厚厚的说明书弄清了历史背景再进剧场，这还算是看戏吗？

把历史交还给历史，让虚构来主宰艺术。

在中华文明的传承过程中，有必要树立文化偶像吗？树立多少？什么度是合适的？

余秋雨：文明和文化，表面上是由一些语句传承的，其实语句就像物品，要靠着载体才能向后代运动。这种载体，就是人格。荣格说，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人格是一种生命现象，凡是生命现象，就有基因，有遗传。

因此，中华文化，是靠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传承下来的。这个问题在学术上很复杂，以后我会专门论述一次。但我说到这里，已经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承载文化的集体人格，必然会有代表，那就是你所说的文化偶像。

文化偶像是在时间过程和空间选择中自然产生的，因此不必刻意“树立”。既然这样，也就不存在数量和度量的问题了。

秋雨老师怎么看现代公务员热？

余秋雨：这与谋生的安全性有关，很正常。但就我个人而言，却主张择业的个性，哪怕是冒险。所谓自由，最后要看个人的支配时间的多寡。把安全与自由相比，在择业上，我偏向后者。

最近几年很多官员因为重大事故被问责下岗，对这件事情您有什么看法？

余秋雨：应该。中国的官本位主义太强大了，应该让更多的人目睹做官的巨大风险。我只希望，在文化、宣传部门也要有“重大事故”的论定。

例如，很多传媒像得了传染病似的一起造假，这里传媒的负责人和上级领导应该被问责下岗；又如，花费巨大的政府资金打造了一台宣扬“政绩”的演出，而最后没有一个观众自愿买票进入剧场，这也应该看成是“重大事故”；

再如，一座城市的文化渣滓通过官方渠道严重伤害了一个文化创造者，相关官员冷眼旁观不闻不问，这样的官员也必须受到责任处罚……

我甚至认为，在大学里，教授们大肆抄袭他人论文，某些学科的教育质量已经长期跌到高校的底线，或有些专业的毕业生一直找不到工作等，也都应该视为重大事故而被问责下岗。

下岗就是下岗，不要变成“同级别调动”，使“问责”变成了官场巡游。

这样的官员，我看到的太多了。

好像文化领域一直有三四个人在不断地攻击您，每次都是抛出一个危言耸昕的新闻，然后全国报纸转载，而您总是不予反驳。后来风潮过去，那些报纸也没有态度，只等待着下一个危言耸听。

对此，您能说几句吗？

余秋雨：一共五个人，后来退出一个，剩下四个。以前都是我的狂热崇拜者，但崇拜过了头，一个盗印我的书，一个抄袭我的书，都受到我的斥责，他们就转身成了攻击我的人。由于我国法律在实际执行中不把诽谤罪、诬陷罪、侮辱罪列入刑事案件，更由于我国的媒体热爱名人的负面新闻而不必承担任何罪责，他们这四个人十几年来如入无人之境。

他们最想与我“辩论”，我当然不给他们机会。我以无言的方式，把他们锁定在他们的等级里。对此，王元化先生给我写来一封短信，说：“十几年来，他们除了骂你，没写过其他任何像样的文字，而你，除了没有回骂，却写下了一切。这就够了。”感谢王元化先生。

他们这么几个人，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人的响应？理由只有一条：沉积在中国文人心底的整人之恶，在文革中爆发过一次，后来被压抑了，终于在我身上找到了一个倾泄的口道。为此，我深感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