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林边的那一家

行路,走到一个高爽之地,必然会驻足停步,深深地吸一口气,然后极目远望。这时候,只觉得天地特别开阔又特别亲近,自己也变得器宇轩昂。

前面还有一个高爽之地,远远看去云蒸霞蔚,很想快速抵达,但是,低头一看,中间隔着一片丛林。丛林间一定有大量丘壑、沼泽、烟瘴、虎啸、狼嚎吧?让人心生畏怯。然而,对于勇敢的行路者来说,这反而是最想深入的地方。不仅仅是为了穿越它而抵达另一个高爽之地,它本身就蕴藏着无限美丽。

我很想借着这种旅行感受,来说一说历史。

汉代和唐代显然都是历史的高爽之地。我们有时喜欢把中华文明说成是“汉唐文明”,实在是声势夺人。但是,不要忘了,在汉代和唐代这两个历史高爽地之间,也夹着一个历史的丛林地带,那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

在这个历史的丛林地带,没有天高地阔的一致,没有俯瞰一切的开朗,处处都是混乱和争逐,时时都是逃奔和死亡。每一个角落都是一重权谋,每一个身影都是一串故事。然而,即便把这一切乱象加在一起,也并不令人沮丧。因为,乱象的缝隙间还有一些闪闪烁烁的图景。你看——

何处麻袍一闪,年长的华佗还在行医,夜间炉火点点,炼丹师葛洪分明已经成为一位杰出的原始化学家;中原飘来啸吟,这是“竹林七贤”在清谈和饮酒,南方也笑声隐隐,那是王羲之和朋友们在聚会,转眼间《兰亭序》墨色淋漓,大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刚刚画完,数学家祖冲之已经造出了指南车、编出了《大明历》、算出了圆周率,而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则正好写了一半……

正是这一切,让我们喜欢上了那个乱世。

文化在乱世中会产生一种特殊的魅力。它不再纯净,而总是以黑暗为背景,以邪恶为邻居,以不安为表情。大多正邪相生、黑白相间,甚至像波德莱尔所说的,是“恶之花”。

再也没有比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丛林地带,更能体现这种文化魅力的了。

说到这里,我们的目光已经瞟向云霭底下那个被人褒贬不一的权势门庭。

一个父亲,两个儿子,丛林边的那一家。

曹家。

先说那个父亲,曹操。

一个丛林中的强人,一度几乎要统一天下秩序,重建山河规范。为此他不得不使尽心计,用尽手段,来争夺丛林中的其他权势领地。他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成功,终于战胜了所有对手,却没有能够战胜自己的寿数和天命,在取得最后成功前离开了人世。

如果他亲自取得了最后成功,开创了又一个比较长久的盛世,那么,以前的一切心计和手段都会被染上金色。但是,他没有这般幸运,他的儿子又没有这般能耐,因此只能永久地把自己的政治业绩沉埋在非议的泥沙之下。

人人都可以从不同的方面猜测他、议论他、丑化他。他的全部行为和成就都受到了质疑。无可争议的只有一项:他的诗。

想起他的诗,我产生了一种怪异的设想:如果三国对垒不是从军事上着眼,而是从文化上着眼,互相之间将如何一分高下?

首先出局的应该是东边的孙吴集团。骨干是一帮年轻军人,英姿勃勃:周瑜全面指挥赤壁之战击败曹军时,只有三十岁,陆逊全面指挥夷陵之役击败蜀军时,也只有三十岁。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三国对垒,曹操张罗的是一种权术组合,刘备张罗的是一种性情组合,孙权张罗的是一种意气组合。沿用这种说法,当时孙权手下的年轻军人们确实是意气风发。这样的年轻军人,天天追求着火烟烈焰中的潇洒形象,完全不屑于吟诗作文。这种心态也左右着上层社会的整体气氛,因此,孙吴集团中没有出现过值得我们今天一谈的文化现象。

顺便提一句,当时的东吴地区,农桑经济倒是不错,航海事业也比较发达。但是,经济与军事一样,都不能直接通达文化。

对于西边刘备领导的巴蜀集团,本来也不能在文化上抱太大的希望。谁知,诸葛亮的两篇军事文件改变了这个局面。一篇是军事形势的宏观分析,叫《隆中对》;一篇是出征之前的政治嘱托,叫《出师表》。

《隆中对》的文学价值,在于对乱世的清晰梳理。清晰未必有文学价值,但是,大混乱中的大清晰却会产生一种逻辑快感。当这种逻辑快感转换成水银泻地般的气势和节奏,文学价值也就出现了。

相比之下,《出师表》的文学价值要高得多。这种价值,首先来自于文章背后全部人际关系的整体背景。诸葛亮从二十六岁开始就全力辅佐刘备了,写《出师表》的时候是四十六岁,正好整整二十年。这时刘备已死,留给诸葛亮的是一个难以收拾的残局和一个懦弱无能的儿子。刘备遗嘱中曾说,如果儿子实在不行,诸葛亮可以“自取”最高权位。诸葛亮没有这么做,而是继续领军征伐。这次出征前他觉得胜败未卜,因此要对刘备的儿子好好嘱咐一番。为了表明自己的话语权,还要把自己和刘备的感情关系说一说,一说,眼泪就出来了。

这个情景,就是一篇好文章的由来。文章开头,干脆利落地指出局势之危急——“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文章中间,由军政大局转向个人感情——“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文章结尾,更是万马阵前老臣泪,足以让所有人动容——“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这么一篇文章,美学效能强烈,当然留得下来。

我一直认为,除开《三国演义》中的小说形象,真实的诸葛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获得超常名声,多半是因为这篇《出师表》。历史上比他更具政治能量和军事成就的人物太多了,却都没有留下这样的文学印记,因此也都退出了人们的记忆。而一旦有了文学印记,那么,即便是一次失败的行动,也会使一代代拥有英雄情怀的后人感同身受。杜甫诗中所写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杜甫一写,《出师表》的文学地位也就更巩固了。

说过了诸葛亮,我们就要回到曹操身上了。

不管人们给《出师表》以多高的评价,不管人们因《出师表》而对诸葛亮产生多大的好感,我还是不能不说:在文学地位上,曹操不仅高于诸葛亮,而且高出太多太多。

同样是战阵中的作品,曹操的那几首诗,已经足可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文学家,但诸葛亮不是。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遗漏了曹操是难于想象的,而加入了诸葛亮也是难于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