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漂移

1991年，我在美国新奥尔良生活过一段时间，住在滨海大道的一家公寓里，紧挨着著名的法国区，这里时不时会有一些英国游客因为拒绝交出手中的摄像机，而被附近嗑了药的抢劫犯杀掉。我却从来没有遇到过麻烦（当然我也买不起摄像机），尽管我无时无刻不在四处晃荡。

我和女友从纽约到洛杉矶的路上经过了新奥尔良，我决定去这个城市看看。那次我们正替人递送汽车，跨州的话，通常要求走最短的直路，最多可以超出几百里，但是我们的车没有原始里程数的记录，我们就在州与州之间绕来绕去，超出了正常里程数几千里，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在这次狂乱的旅程中，我们只在新奥尔良住了一夜，但是它（我指的是法国区，而不是整座城市）就像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地方，我发誓等下次有大把的空闲时间，我一定会回来。我一向喜欢发这种誓，却总是食言，但这一次不同，路过新奥尔良一年以后，我又回到这个城市，在此地待了三个月。

找到出租的公寓之前，我先在皇家街客栈住了几晚。我本希望能在法国区中心找到一个带阳台、有摇椅和风铃的屋子，在它的阳台和摇椅上俯瞰其他屋子。最终我却是在法国区危险的外围住了下来，那是一处带有小阳台的屋子，俯瞰一片空地，我晚上走回家时这片空地总是隐约洋溢着某种威胁。

我在新奥尔良唯一认识的人是詹姆斯和伊恩，一对五十多岁的男同志恋人，是我在伦敦认识的一位女友的熟人的朋友。他们对我很热情，两人比我年长不少，又都感染了艾滋，喜欢过安静的生活，我也就迅速地习惯了一个人日常的工作和孤独。在电影里，某人搬到一个新城镇——即使因为谋杀妻子而蹲过很久的监狱——也很快会在当地超市的收银处或是吃第一顿早餐时，遇见一个女人。我三十多岁时经常四处游荡，搬到一个人也不认识的城镇，可我在超市从未遇见过一个女人，我在新奥尔良Croissant d'Or(1)吃第一顿早餐时，也不曾遇见。即便我在取名贴切的Croissant d'Or里连女侍者也没有遇见，我仍然每天都在那里吃早餐，他们的杏仁牛角面包实在是我吃过的最棒的牛角。有时候一连下好些天的雨，是我见过的最大的雨（当然后来还见过更大的），雨下得再猛烈，我也不会错过在Croissant d'Or的早餐，一是因为这里有杰出的牛角包和咖啡，更主要的，它已经成为我每天生活节奏的一部分了。

晚上我去街边的“停靠港”酒吧，我曾试图在收看CNN的海湾战争报道时和一位女招待搭讪，没有得逞。巴格达的第一次空袭之夜，这家酒吧充满了兴奋和预言，喧闹不止。滨海大道的很多树上挂着黄丝带，每天我都经过那里去Croissant d'Or，我喜欢一边吃我的杏仁面包，一边看来自海湾的最新报道，或者是《纽约时报》或者是当地报纸，名字是——路易斯安那什么的？——我忘记了。早餐后我走路回家，工作很久很久，然后在法国区散散步，似乎是被家家户户垂挂的风铃的声音所引诱了。是一月份，但气候温和，我经常坐在密西西比河边阅读关于新奥尔良及其历史的书籍。这座城市坐落在密西西比河河口，地基在淤泥中，它的房子每年都会向下沉陷。再加上阳光的曝晒和雨水的侵蚀，法国区的许多房子都明显地倾斜了。这种垂直的偏离却被水平的漂移抵消了。密西西比河的南口冲积了如此巨量的砂砾，将河流淤塞得不得不改道，以至于整个城市都在移动。每年，街道都会相对河流的位置移动一点点，微妙地改变了城镇的地貌。詹姆斯和伊恩所住的迪凯特街和十九世纪地图上标示的位置相比，就偏差了一些。

一天下午我坐在密西西比河边，背后的铁轨传来货车驶过的隆隆声，非常缓慢。我总是想跳上一列货车，我跃起，鼓起勇气想要跳上车。火车的长度和蜗牛速度意味着我有很长的时间（太长了）去周密考虑跳车这件事，我害怕有麻烦或弄伤自己，我足足站了五分钟，注视着车厢一节节咣当咣当地过去，直到整个列车驶过。注视着它蜿蜒消失，我充满了紫丁香般的幽怨，就像是你在街上看见一个女人，你们的目光相遇了片刻，你没有开口说话，她走了。那一天你都在想，假如你和她说话，她不会感到被冒犯，反而很高兴，也许你们会爱上彼此。你好奇她叫什么名字。也许叫安吉拉。我没有跳上货车，我回到了滨海大道的公寓，让我小说里的人物跳上去了。

你孤独的时候，写作可以给你做伴。它是一种自我补偿，一种对事物的弥补——而不是对事物的虚构——这种事并不怎么发生。

平淡无奇的几周过去了，天气越来越温暖和潮湿，狂欢节就要到了。我可以在狂欢节的时候搬出来，把我的公寓出租，价格会是平时的四五倍。幸好詹姆斯和伊恩要外出，他们答应我搬到他们在迪凯特街的住所，那里离密西西比河不像过去那么近了。一开始很有趣。狂欢节。我喜欢抓东西的运动——塑料杯，珠子，其他小饰物，其实都是些垃圾，它们是从拥挤的街道上缓缓移动的疯狂彩车上抛下来的。这种运动像是篮球，又像是站在一群难民中疯抢士兵发放的食物供给。我个子很高，伸手够得比大多数人都高，尽管在路易斯安那也有一些高个子，他们主要是黑人，而多数白人比较矮，我很容易比他们跳得高。一天晚上，我和一群人正沿着壁垒街打闹，跳着去抢杯子和珠子，这时枪声响起。大家全都尖叫起来，惊慌地四处乱跑。不知何故，我的一只膝盖发软，这种事以前从没发生过，我蹒跚着撞到了前面的一个人，为了不至于摔倒，我一把抓住了他。这引发了另一阵恐慌，每个人都停下了脚步，处处都是警笛声和警察，一切都回到了狂欢节如常的骚动。

嘉年华的日子越来越令人不快，简直成了一件无聊的事。法国区挤满了大学生，丢满了百威啤酒罐和破塑料杯，街上散发着酸馊的啤酒和新鲜呕吐物的臭味。另有轻佻的一面，是由各种群体主办的奢华舞会。伊恩把他收到的一个宴会请柬给了我，在那里我遇到了安吉拉，一位年轻的黑人姑娘，她正在一家法学院读财富积累专业。舞会的第二天，她身穿新洗过的李维斯牛仔裤和一件红色衬衫来到詹姆斯和伊恩的公寓。她用一根红色缎带把头发扎在脑后。我们肩并肩站在阳台上，喝着白葡萄酒，那酒杯如此纤细，让你不忍一握。我们的手搭在阳台栏杆上，近在咫尺。我的手向她的手移动，几乎要碰到她的，接着它抚摸她的，她没有抽出手，我开始爱抚她的胳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