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

【零　一】

我的一生都笼罩在一种怀旧的情绪中。

我第一次产生这种情绪是在我四岁的时候。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至今还记得那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窗外的阳光洒在一张棕色的三屉桌上。外婆一边在桌上包包子，一边给我讲故事。

“早先啊……”她说。外婆是河北保定人，因为长期在北京和重庆生活，口音怪怪的。她不说“从前”，也不说“过去”，总爱说“早先”。每个故事都是这样开头的：早先有一个国王，早先有一座村庄，早先有一只狐狸和一只狼，等等。“早先啊……”她说。我本来是听惯了她说“早先”的，可那天不知为什么，这两个字却让我产生了一种怪怪的情绪。让我想起了早晨、先前、红枣和仙女什么的。让我心旷神怡。让我怅然若失。山高路远。山回路转。山高水长。山清水秀。如诗如画。如梦如幻。如痴如醉。如雨如烟。当然，没有人会去理会一个四岁男孩的情绪。外婆照旧讲她的故事。我也很快就被她的故事吸引，把自己的情绪扔到了一边。但这情绪却从此不肯离开我，笼罩着我，缠绕着我，随我成长，伴我左右，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

我后来才知道这情绪就叫“怀旧”。但我至今也不明白，一个四岁的孩子有何“旧”可“怀”？满打满算，从一生下来就记事儿，拢共也没几年嘛。后来等我上了小学，才开始真正“怀旧”起幼儿园来。再后来又“怀旧”小学，“怀旧”中学，“怀旧”大学。一位从小同我一起长大的小姐姐嘲笑我说：“你这厮好像总在回忆往事嘛！”这位小姐姐自打十岁那年读过《水浒》之后，从此就按照宋朝江湖好汉的路子说话了，有一次她同我下象棋，一边抽我的车还一边念念有词：“不杀匪车不足以平民愤——”

好多年以后，我成为一个作家。怀旧的情绪依然笼罩着我。她像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常常不请自来地拜访我，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于是有一个时期我很想去写历史剧，或者干脆去做历史学家。我甚至已经为研究历史做了一些准备，但刚要入门马上又退了回来——因为实在太难了。

【零　二】

我觉得历史简直就像一座迷宫，你愈研究它便愈糊涂。

人们现在读到的历史大约有三个来源：一是本人亲身亲历，二是旁人所见所闻，三是后人引申发挥——依我看都不大靠得住。思想家鲁迅曾举例说：若是武则天当政，谁敢说“男尊女卑”？

——可见过去的历史也要为后来的服务。

历史学家顾颉刚认为：人们一边创造着当今的历史，一边也在丰富和延长着以往的历史，比如大禹治水，其实哪里有什么大禹？关于他的全部记载都不过是后人的想象——可见历史充满了后人的想象。

那么，后人说的靠不住，当时的人呢？

比如历代的史官，他的职责就是实录历史，我国又有“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想来该是比较可靠的吧？然而我还是有些信他不过。先哲有言：任何时代的思想都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他若不是表现好，若不是政治可靠，若不是和统治者一心一德，天底下那么些人，怎么偏偏他就吃上了皇粮、当上了史官？俗话说，吃谁向谁，他每月拿着皇帝家的工资，又怎能不向着皇帝家说话呢？

我曾翻阅过一份北平沦陷时期的日伪官方报纸，一版的大标题是《平市昨日第三次全城大搜查》，小标题是《北平全体市民一致称颂我军警宪特的果敢行动》，还配发有一张压题相片，相片上的日伪军警刚刚搜查过一家店铺，正在帮助店主把货品码放整齐，那店主也满脸堆笑，连连挥手，似乎是欢迎他们没事儿常来的意思——须知昨日的新闻就是今日的历史，这历史如何靠得住？

我还翻阅过一张1947年3月的《中央日报》，对当时胡宗南部占领延安的报道是这样的：

陕省我军解放延安！

延安上空国旗飘扬，延安军民欣喜若狂！

一老大爷高兴地说：八路可走啦！

一老大娘拉着胡司令长官宗南先生的手说：俺等了你们十三年啊！

文中的大爷大娘即或不是记者捏造，大约也只能代表个别被减了租息的老地主或老地主婆们的意见吧？

假如正史靠不住，那么野史吧？

也许是“二律背反”罢，野史虽然相对自由一些，不过囿于作者的学识经历，道听途说的东西也更多一些，因而就更加难免以偏概全、以讹传讹了。比如雍正篡位，野史记载他把遗诏中的“传位十四子”加了一横改作“传位于四子”，我从上中学起就对此深信不疑，后来才知道原来清代的诏书都要用满文的，可见这野史的作者竟连诏书的模样都没见过。再如光绪之死，怎么就那么凑巧死在慈禧的前一天？于是民间众说纷纭，都猜是老佛爷给他下了毒——好在大内中的脉案、药方至今尚存，据现在的医学家们的研究，他的确还是死于结核病的，外人的话哪里靠得住？

凡重要的历史人物，在他的青壮年时期，大都处在历史的漩涡中，哪里能够静下心来写文章？等到他退居了历史的二线之后再来回首往事，多半是年事已高，往事久远，尘封的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泥沙俱下，年轻人尚且眼花缭乱，何况一垂垂老者？于是张冠李戴，郢书燕说，虚虎鱼鲁，种种的笑话就都出来了。

就说义和团吧，按现在说法是属于“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了。50年代后期，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们从这一立场出发，对当时健在的一批义和团团民做了调查访问，时年八十三岁的三师兄张金才是这样说的：

我村南有个乱葬坑，凡是捉住直眼（教民）就在那里处死。郭村的左锡庆是个直眼，也是四十八村联庄会的会头之一，我们把他爷儿三辈都弄到王家院给杀死了……义和团不杀好人，只要有人保证他们不是直眼而是好人，义和团就不杀他们。光人命我就救了四十多条。有一次，为了救一个妇女（因为她被误为直眼），结果因保此妇女我被刘十九（义和团首领）打了一鞭，但终于把她保了下来。

须知这是为了说明“义和团不杀好人”而记录下来作为证明的，但仍然看得我触目惊心。他一人就救了“40多条”人命，那么被杀死的该有多少呢？就算某人是“直眼”又兼“会头”，难道他家里“爷儿三辈”都该被杀死吗？可见就连当时的大学生们也没有准确地理解这段谈话，否则也许就不会记录下来作为义和团滥杀无辜的证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