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几位大腕儿

侯耀文的『包袱』

侯耀文四十出头，说相声却已有三十年历史了。他告诉我他说的第一个段子是他令尊说过的《醉酒》，虽然模仿得惟妙惟肖，但观众觉得并不可乐，因为没有人相信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会“醉酒”——直到三十年后，侯耀文仍然牢记这一历史教训，说相声必须得让观众觉得可信。

侯耀文出生于相声世家，一般人总以为他说相声得益于他的令尊侯宝林先生。当然，小时候的耳濡目染也是有的，但侯先生一开始并不赞成耀文说相声，耀文十六岁时考入中国铁路文工团也完全是“自做主张”，直到木已成舟才向家里打了声招呼。

直到现在，侯耀文也很少拿自己的作品向老爷子请教，倒不是因为侯大师教子严格，批评的多，表扬的少，若是点头不语，就算了不得的夸奖了——主要是因为忙，他也忙，他父亲也忙，爷俩虽然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但十天半个月不见面也是常有的事。侯耀文曾引用卓别林的话对我说，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艺术家的生命更为短暂，白天排练，晚上演出，根本就没有别人的八小时工作制，也难得享受常人的天伦之乐……

侯耀文对相声是下过一番苦功夫的，说、学、逗、唱样样拿得起来，而且活儿路子宽，差不多的传统段子都会说，这在新一代相声演员中并不多见。他的一些“包袱”就脱胎于传统相声，而且用得极“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见义勇为》：

歹徒：“你起开！要不咱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英雄：“你还别说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今儿你就是一刀给我扎出十二色来，我也不能让你过去！”

在传统相声中有这样的包袱——

甲：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乙：扎出血了！

甲：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

乙：扎破胆了！

甲：白刀子进去黄刀子出来！

乙：扎……扎哪儿了？

甲：扎屎包上了！白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

乙：这是怎么回事儿？

甲：什么也没扎着！

这里把红、绿、黄、白四种颜色都说到了，后人再组织类似的包袱就很困难；而侯耀文在此基础上说出的“十二色”，则把这个包袱推向了极端，所谓“用绝了”。

《糖醋活鱼》也是侯耀文的代表作，其中写一个外国人学中国话（行话叫“倒口”，耀文倒的其实是唐山口，即用唐山方言模仿外国人）——

甲：咱们打开窗帘说亮话……

乙：不对，那叫打开窗户说亮话。

甲：打开窗户……那窗帘呢？

乙：你就甭管窗帘啦！

甲：好，咱们打开窗……中国怎么没有窗帘呢？

乙：有窗帘，可这句话就得这么说！

甲：行，咱们打开窗户帘……中国话不好说！

这里借用了传统相声中最常见的“三番四抖”的手法，但又有很大的创新。首先它不是到第四番才抖出包袱，而是每一番都能让观众觉得可乐；另外它也不是单纯地卖弄技巧，而是非常符合外国人的思维逻辑——我曾在北京语言学院任教六年，深知外国人在学汉语（尤其是学这种歇后语、俏皮话）时是如何地转不过弯来。

在相声界，一些年轻同行知道耀文的传统相声功底很深，遇到难题常向他请教，耀文总是热情相助，有问必答，有时甚至热情得让你不好意思，比如有一次我和姜昆在创作一段相声时对一个包袱怎么也不满意，于是双双登门去找耀文讨教，耀文除了极热情地为我们设计好了好几种方案，还非要请我们吃饭不可。

我们说既然到了“饭口”，若在你家随便吃点儿也罢了；若到外边去，还是该我们请你，本来就是我们来麻烦你嘛！耀文说你们来了就是客人，况且创作相声这么辛苦，怎么能让你们饿着肚子回去！只是今天家里没什么准备，就到附近的馆子随便吃点儿，哪儿有让客人做东的道理！最后还是他在附近的吐鲁番餐厅请了我们一顿，我们也没客气，放手点了几个高档的风味菜。

还有一次是在前年筹备春节晚会时，侯耀文石富宽的《买猴新篇》没有通过，领导让他们另外准备个新段子，此时距离晚会只有一个星期，火烧眉毛。

吃晚饭时我们凑在一桌，只见他和石富宽都愁眉苦脸的。这时同桌的黄宏跟我谈起他们的《秧歌情》中的一个包袱——

妻子：“你说，你跟国家主席你们俩人谁大？”

村长：“职务不分大小，都是为人民服务。当然从行政上来说他比我大四级，主席、省长、县长、我，中间的都不算……”

黄宏觉得这个包袱在设计上有毛病，但一时想不出毛病在哪儿。我说恐怕要把“中间的都不算”这句话删去，因为这是一句“挡包袱”（妨碍观众大笑）的话。耀文一听也立刻来了精神，他说还应该强调那个“大四级”，最后再加上一句“我们四个人是这么排的”之类的话，这样就更加可乐了。

他还请黄宏晚上一定到他房间来：“我帮你归置归置，咱非把这包袱给砸瓷实了！”

我说：“你自己那活儿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还帮人家归置活儿哪！”

耀文说：“不是，我看他们这包袱就差这么一点儿，我替他们着急呀！”

这时所有的人都说他：“你还是先替你自己着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