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相声

旧艺术之革新

解放以后，传统相声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传统相声的革新工作几乎是与共和国诞生的礼炮同时开始的。

这一方面是由于人民政府的倡导，另一方面也出于广大相声工作者的自发要求。

相声艺人们对解放是欢迎的，对新社会是向往的，但对自己将来的前途（生活前途和艺术前途）则普遍抱有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心理。

邓友梅曾生动地描述过马连良第一次来到文联机关时的情景——

……那人正冲着传达室姓田的老头一个劲鞠躬，谦恭地说：“您辛苦，您多照应，您多捧……”那人回过脸来冲我也来一躬，笑着说：“我叫马连良，刚从外边回来，还不大懂咱们的新规矩，您多照应，您多捧，您……”

我想，马先生的这种谦恭多少反映了他在社会巨变面前的一种困惑和迷惘，这与当时绝大多数旧艺人的心态是相同的。

据说当时有的京剧演员因为怕违反《婚姻法》，把旧戏中丫鬟小姐们的芳龄由“年方二八”一律提高为“年方二九”。

相声演员自然也不甘居人后，他们首先停演了一些色情的、庸俗的、低级的、不健康的老段子（这是完全必要的），而在上演的老段子中则生硬地加进一些揭露旧社会、歌颂新社会的内容，这些内容在今天看来也许有点让人哭笑不得，而在当时，他们的态度却是相当毕恭毕敬的——

《贼说话》：“闹贼，旧社会有这事，现如今可是没有贼啦！没有贼可是没有贼……反正啊该留神还得留神。”

《借火儿》：“有一个人上吊自杀了。为什么呢？您想，解放前那个年头，是人吃人的社会，一团黑暗，倒真是鬼世界。”

《糊涂县官》：“在那黑暗的社会里，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都能发生，和尚抓住老道的头发，左右开弓，打了十几个大嘴巴。”

《绕口令》：“我家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恶霸坏东西，欺压良善不讲理，共产主义我正学习，斗争恶霸斗到底。”（这是老舍先生改编的）

在传统相声段子中加进这些内容虽然显得生硬，也与主题无关，更不构成包袱，但演员们还是自觉地而非被迫地这样做了，这也表现了他们对旧社会的深切厌恶和对新生活的热情向往。

当然，严格地说，这种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的改革也算不得什么革新，最多只反映了老一代相声演员们的一种革新的愿望。

由于思想水平、自身素质、文化程度、政治气候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他们当时采取了这种做法来实现这种愿望，这虽不说是南辕北辙，至少也是相距甚远吧。

但无论如何，这种愿望本身是应该得到尊重的。

所以，我们仍然把它当作相声革新的前奏——遗憾的是，这前奏的尾音拖得很长，甚至一直到今天，在相声创作中生硬地贴标签、加主题的做法仍然时有出现，成为一项非革除不可的弊端。

相声的真正意义上的革新工作，在50年代，主要是由以侯宝林、马三立为代表的老一辈相声表演艺术家们进行的，也得到了老舍、罗常培等专家学者们的大力帮助。

通过革新，使传统相声在内容上得到净化，在艺术上进一步完善，由过去的撂地艺术登上了大雅之堂。例如《阴阳五行》，例如《改行》，例如《婚姻与迷信》，例如《关公战秦琼》，都是在那一时期涌现的经过改编而焕然一新的优秀作品。

这些作品的成功主要是通过认真剔除传统相声的糟粕，从而使它的精华部分大放异彩。生命之树常青，艺术之花不败，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些作品仍然深受观众喜爱，并成为专业工作者学习的典范。

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在专家学者们的帮助下，老艺术家们还创作上演了一批新编相声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买猴儿》《昨天》和《夜行记》。

《买猴儿》为当代文艺的典型画廊增添了新的人物，“马大哈”已成为生活中人们称呼那种马马虎虎、大大咧咧、丢三落四、不负责任的人的“共名”，尽管这个人物的形象还不够丰满，性格也比较单一，但毕竟不失其典型意义，这篇作品为相声艺术成功地塑造典型形象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昨天》巧妙地运用了相声艺术的荒诞手法，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将十年巨变浓缩于一天的所见所闻，尽管它的喜剧效果还不尽如人意，但它的创作意识却是相当超前的。

《夜行记》是一篇宣传交通法规的作品，主题平淡无奇，思想也未见特色，但它一反传统相声罗列事件、堆砌包袱的手法，始终紧紧抓住人物性格这一中心，通过事件写人物，围绕人物写事件，开了以塑造人物性格为主的相声创作的先河。

这些作品的出现，证明了中国相声艺术将来的光明前景——正如鲁迅所说：“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还有一批青年相声工作者加入了相声革新的大军，马季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马季这一时期的创作以“歌颂型”（这一提法是极不科学的，这里姑且用之，所谓“吾从众”）相声为主，代表作品有《英雄小八路》《找舅舅》《登山英雄赞》《画像》等。这些作品运用传统相声的手法和技巧，赋予了全新的思想内容和时代特色，在当时的确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现在看来，这种“歌颂”虽然难免有点儿浅白直露，但联系到当时具体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气候，我们对作者这种创作的热情、革新的精神、探索的勇气和艺术的实践，仍然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

在“文化革命”的十年中，相声创作基本上陷入了绝境。

在“文革”后期，虽然出现了一批像《友谊颂》《红梅赞》《线路畅通》这样的好的、或比较好的、或大体还说得过去的作品，但从总体上来说，相声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都是大大倒退了，甚至出现了一些迎合错误的政治需要、在思想上有严重失误、在观众中有不良影响的作品，出现了一些诸如在相声中加进忆苦思甜内容的这样根本违背艺术规律的现象，其中的教训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中国的相声艺术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不仅迅速由北方曲种扩展到全国，而且几乎迅速成为最受全国观众欢迎的艺术品种之一，其速度之快，影响之大，程度之深，不仅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也是许多专业工作者所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