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评传

萨特死了，但萨特的精神未死。萨特首先是一位哲学家，因为他曾写过《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等哲学著作，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萨特又是一位文学家，这有《恶心》、《苍蝇》、《自由之路》等20世纪文学代表作为证，其作品中所显现出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使他足以称得上是20世纪文学史上的一颗耀眼的明星。萨特还是一位文学批评家，《波德莱尔》、《圣•谢奈》和《福楼拜》都充分说明了他在20世纪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可贵的是，萨特不仅仅是一介书生，他还是一位战士。他当过记者，干过通讯员，做过演说家，主编过杂志。他用笔作武器，写出了许多政论、随笔等文章，抨击不平，针砭时弊。他时时关注着人类的命运。

萨特对思想的探索、寻觅，对政治的追逐、苦恋，都围绕着一个中心议题——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人。当尼采喊出“上帝死了”的时候，西方震惊了，世界震惊了。人人为了伊甸园的丧失而彷徨、苦闷、焦虑、不安，萨特也不例外。萨特正是从此入手，展开了他对于人的命运的思考。无论是萨特的哲学，还是他的文学、美学，都可说是一种人学。理解萨特，我们认为必须从此人门，才能对之作出公允、客观而不是偏执、主观的评价。

“设法理解萨特，而不是把他捧上天或将他谴责一通”（62），是我们这篇评传的出发点和原则。依此原则，我们将从其哲学、文学和政治活动的整体出发，按照他已经呈现给我们的，把握他的美学思想，确立他在当代美学思想史上的地位。

一、悟出荒诞

1905年6月21日，在法国巴黎，一个看上去与别的婴儿并无不同的小孩悄悄地降临到人间。他就是死后被称为“当今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一代知识分子的伟大榜样”的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

回忆起自己的家庭，萨特经常说那是一个小资产者家庭，可也有人说应该属于大资产阶级。萨特的父亲让-巴蒂斯特_萨特毕业于理工学校，是法国海军军官。由于驻印度支那时染上了阿米拉巴热病，于1906年9月17日诀别了刚刚一岁多点的小萨特和他的母亲安娜-玛丽•施维泽。身无分文的孤儿寡母只好回到巴黎西郊的默东，当时62岁的外祖父老施维泽收留了女儿和外孙子。这位学识渊博的语言教师在67岁退休后，迁居巴黎。萨特的童年就是在外祖父的家中度过的。

老施维泽曾获哲学博士学位，在语言学方面是“直接教学法”的先驱，退休后还创办了一所专教外国人法语的“活的语言学院”。他把讲课、阅读和写作视为一种娱乐，而非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把劳动与金钱分开的意识深深影响了萨特，使他对个人自由与社会约束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意念，这种意念因阅读而增强了。

“整个说来，萨特厌恶他的童年（表面幸福的童年），是他的童年造成萨特之为萨特。”（63）萨特3岁时，右眼因角膜翳引起斜视，而后失明，5岁便戴上了眼镜。但他天资聪颖，4岁时就能囫囵吞枣地阅读马洛的《流浪儿》、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以及高乃依、拉伯雷、伏尔泰、莫泊桑等人的作品。他因孱弱和丑陋，很少有小朋友与他嬉戏。但他在书中发现了一个新天地，他把这些大作家当做自己最初的朋友。萨特后来回忆道：“当我还不认识字时，就已经对这些竖着的石块怀着崇敬的心情：直立的或倾斜的，像一块块砖那样紧紧排列在书柜架上，或是堂堂正正的像史前的粗石柱子那样间隔着，我们家庭的兴旺就依赖这些书。”（64）萨特是在书中长大成人的，书在他的童年时期就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正是通过书，他接触到了世界，也正是在书中他认识到了人。

书使萨特获得生命，写作则使萨特意识到自己的生命的存在。从七八岁时起，他就模仿着编写故事，作品被家人互相传阅。他被家人视为神童。这使萨特逐渐产生了强烈的自尊和自信，他渴望成名和做一番事业。这使他日后一方面成为一个勤奋的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另一方面也是一个爱慕虚荣、故弄玄虚的庸人。

1915年，10岁的萨特就读于亨利四世中学六年级。没过两年，母亲改嫁给一位叫约瑟夫•曼西的工程师。这位工程师后来成为拉罗舍尔船舶修造厂的经理。萨特感到母亲的改嫁是对自己的背叛，情绪波动很大。因此，在情感上与继父格格不入。继父要他成为一名从事数理科学的教师，他就存心作对，“正是为了跟他顶牛，我才决定搞哲学”。

萨特12岁时在拉罗舍尔上中学，他每天和隔壁三个姓马莎多的巴西小姑娘一起乘电车去上学。一天，他在她们门口蹓跶，等她们出来，一个思想突然冒出来，并脱口而出地说：“上帝并不存在！”当然，他此前一定思考过这个问题，另外，他想到了“上帝并不存在”，也并不说明他此时有了多么深刻的思想。对此的唯一合理解释应该是：它仅是一种感受。是他处在逆境中的生活，使他获得了这样一种感受。如果说上帝就是秩序、理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萨特此时已感受到了孤独，感受到了自己存在的偶然性。

萨特在拉罗舍尔度过了三四年，他把在此度过的时光称为一生中最坏的。当然，拉罗舍尔也给了他另一面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讲，拉罗舍尔对他大有裨益。他说，是在那个时期我“增长了阅历，虽是间接地，却也具体地懂得什么是阶级斗争”。（65）正是从此时起，他十分厌恶有钱人，总想拿他们开心。这种经历，也许与他后来那种强烈的叛逆性格的形成不无关系。

1920年，父母怕萨特学坏，把他送回巴黎亨利四世中学。在此，他与从前的好友保尔•尼赞久别重逢，萨特后来回忆说：“他跟我一样，也是斜白眼，不同的是，我朝外白，他朝里白，看来更逗。”（66）从这种戏墟的语言中，我们不难推想，萨特当时所以和保尔•尼赞交好，很大一部分原因应归于萨特的变态心理。萨特因残疾而产生一些不平衡的心态，当遇到保尔•尼赞竟与他一样时，那些不平衡的心态才得以平衡。转学巴黎后，萨特沉浸于俄国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当时的保尔•尼赞神往于当代诸家。两人在文学上互通有无，相互促进。在思想上，保尔•尼赞倾向于共产主义，后来加入法国共产党，萨特则倾向于改良主义，后来努力于拯救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