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春天，一直活到了

这个秋天的傍晚

我故乡的人啊，幸福的人像热爱自己的

孩子一样，热爱去年深秋的某一天

这一天，只有粮食

埋在身边

——《故乡的人》（节选）

江　非

1974年生于山东临沂。著有诗集《一只蚂蚁上路了》、《纪念册》、《独角戏》，诗合集《白银书》、《三个刀伏手》、《江非李小洛诗选》等。2002年5月参加第十八届“青春诗会”。现居海南。

谈起江非，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刘亮程。是的，江非和刘亮程有太多相似之处——都是《天涯》力推出来而为更多人所知（对江非而言，《诗刊》在2002年以后的关注也极为关键）；都生活在农村，江非的村庄叫“平墩湖”，刘亮程的村庄叫“黄沙梁”；他们的作品都以乡村生活为题材，刘亮程几乎所有的散文都与黄沙梁有关，而江非的诗歌内容则有他的临沂老乡、诗人邰筐的文章为证：“江非的诗多是写平墩湖的，在江非的诗里，平墩湖就是江非高贵的情人和他诠释的世界。”（《在平墩湖》，见《诗刊》2002年第10期上半月刊）较为“功利”的共同点是，这两人的“迅速蹿红”可以称为新世纪文坛的一个小小的现象。而江非与刘亮程的区别又是如此明显：江非年轻，却显得平和、大气，他的思考可以称作冥想；刘亮程年长，但常陷入灵思，有时候甚至缥缈不定，云山雾罩，不可收拾。

一

“诗人的本质就是还乡。”（荷尔德林）“乡土”是文学创作永恒的题材，即使农村日益向城市化迈进，这种写作也未消亡。乡土题材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投合了读者的阅读心理：没去过乡村的读者感到神秘新奇，生活在乡村的读者感到亲切，失落了家园的人们更需要一份情感上的慰藉。为什么在乡土题材作品多如牛毛的情况下，江非和刘亮程仍然大受欢迎呢？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当代中国文学虽不缺乏对乡土的关注与描述，但缺少优秀的、有新意的“新乡土”文学。这个“新”字，或表明了技巧上的突破，或体现为内涵上的开拓。江非和刘亮程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写乡土，又不仅仅局限于通常意义上的乡土，透过乡村、土地、农庄，我们可以感悟到人类内心深处更隐秘更博大的情思。我们不妨循着这一线索去观照江非的诗歌。

“歌唱”，是乡村生活题材写作的重要方式，许多诗人在这一领域留下了传世之作。自然，乡村是农村孩子的生长之地，虽然清贫，然而朴素；虽然偏远，然而美丽。一个土地之子没有理由不为自己的家园歌唱。值得留心的是，江非的姿态与一般诗人有所不同——他不仅在歌唱，同时还竖起了倾听的耳朵，打开了思想的灵魂。于是我们看到了河流的移动、云彩的飞翔和时光的流逝，感受到了诗人内心的欢乐、迷惘与无奈。试看他的两首写傍晚的短诗：

在傍晚，我爱上鸽子，炊烟，和白玉兰

我爱上鸽子的飞翔，炊烟的温暖

和心平气和的白玉兰

我爱上炊烟上升，鸽子临近家园

白玉兰还和往常一样

一身宁静站在我的门前

在夜色中，在平墩湖的月亮升起之前

它们分别是

一位老人对大地的三次眷恋

一个少年在空中的三次盘旋

和一个处女，对爱情的沉默寡言

——《傍晚的三种事物》

我在傍晚写下落日、麦子，和收割一空的麦田

我在傍晚写下乡村公路上的汽车、车辙

和他们偷偷运走的土豆和花朵

我写到落日，我说，是啊，它已忍受了那么多的坎坷

我写到麦田，我说，没错啊，它们还要

继续忍受那么多的坎坷

但我又写到了花朵，写到了土豆，以及

那些像花朵一样开败了的、那些像土豆一样被埋没的

我就一下子说不清了——我们的一生究竟要忍受的是什么

——《我在傍晚写下落日》

毫无疑问，江非的“嗓音”是出色的，他的歌声旷远而深沉；他滔滔不绝，仿佛有一肚子的心事。有时候在现实生活中他也如此，生怕你误解了他的热情，因而一激动起来话就很多，让你不知道从何处插入，而一旦你无意中打断了他，他就会马上变得沉默、含蓄起来，这表明了江非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创作中所具有的自省。不懂节制的“滔滔不绝”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倾诉者，只有深谙“适可而止”的奥妙的人才能同时具备倾听者的品质，这是动与静、虚与实、喧嚣与沉思的衬映和交融，安放到诗歌写作上，则成为一种理想的境界。

二

江非的大多数作品很自由，不拘一格，有许多天才的即兴短篇，它们依靠的不是技巧而是诗句中烘托出来的氤氲氛围，以及那若隐若现的失落和伤感。他也创作了一大批形式感较强的作品，这些具有起句回旋反复、尾字押韵等特征的作品，我们可以将它称为“现代格律诗”。《山东》一诗，每隔一节的起句句式都相同，第一节的开头两句：“那些妇女／那些妇女们一件一件破旧的衣裳”；第三节的开头两句：“那些石头／那些一块一块被轰然炸掉的骨头”；紧接着的一节的开头则是：“那些孩子／那些命运与时光的随从。”《灰暗的事物》短短八行，就间隔出现了这样的三句：“我并不遗弃它们”，“我并不憎恶它们”，“我并不仇恨它们”。《河东》全诗三节，每一节的起句都相同……

这种形式上的铺排与对应，不仅不令人感到拖沓，而且越往后读诗意越新鲜、期望值越高，这与诗人对事物和情感的精心处理有关。江非在处理情感时，其方式不是平行而是递进，如螺旋形级级上升，有些是为了强调，有些则是为了生发与弥漫。譬如前文提及的《山东》，从外在的“衣裳”到内在的“骨头”，最后到形而上的“时光的随从”；从代表生存之母的“妇女”到物质层面上的“石头”，再到代表了新生希望与对陌生世界的迷惘的“孩子”，一步一步深入，就像农人在他的土地上剥苞谷，由外向内层层剥开，最终，完美的内核展现于眼前。

“形式上的艺术对今天的大多数人仍是必要的，它们并不只是生活的表现，还是生活发展的手段。”（蒙德里安：《关于新造型的对话》）江非的这类诗歌体现出作为一个艺术家对形式的自觉与重视，当然，也无可避免地会被人指责为“重复自己”。

三

如本文开头所言，在江非的诗歌中，有一个词始终涵纳其中，那就是“平墩湖”。有时候，这个词是直接出现于字里行间，有时候则隐含于意韵之中。如同人们从苏童的小说中认识“香椿树街”，从西川的诗歌中知道“哈尔盖高原”，江非的“平墩湖”也已经成了诗歌界一个不能轻易绕过的名字。对此，诗人路也在《从平墩湖出发》一文中有过精彩的表述：“我想，要是给目前的中国绘制一张《诗歌地图》的话，很可能要在上面标出‘平墩湖’——这个默默无闻的、位于山东省临沂市相公镇的小村。近年来……已因为江非的诉说有了它分行的美丽和尊严。”诗人和他的亲人生活在这片土地里，经历了一个农民必须经历的淡泊、自然、窘迫和疼痛。正是这些，构成了江非诗歌的底色。《妈妈》这首诗可以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