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故事只是表象，“揭秘”不再是目的

《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在今年2月出版后备受好评，如今又出版了第二部。通过对多位诗人生活经历与诗作的梳理，您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我最想告诉读者的是：“揭密”已经不再是我的主要手段和目的。相对于2月出版的《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12月出版的《诗歌史2》和《诗歌史1》的修订版中虽然也存在着大量名人逸事以及对“内幕”的注重与炫耀，但它们已经不是主流，我已经抓住了更为重要的东西。《诗歌史2》和《诗歌史1》的修订版有一条贯穿全书的脉络，这条脉络，无论是在《第一代》对王家新等一代诗人的影响，还是柏桦在诗歌写作如日中天时开始长达十年的畅销书写作生涯，还是韩东与“断裂”行为的相互成就，都有一只历史之手在无形地掌控着，那就是“命运”。换句话说：故事只是表象，重要的是背景。

您的这部作品是“诗歌史”，可是与以往的诗歌史区别很大。您本身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诗人与诗歌”的记录者或者是批评者，您怎样看待这两个角色？这二者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我本质上是一个感性的诗人，写了二十年诗歌，我的诗歌上过中国大部分最著名的刊物和选本的版面。但我的本职工作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这让我具有一般的诗人所无法拥有的客观。这一隐一显两个“身份”，造就了《一个人的诗歌史》的内容和表达方式。

比如说，作为诗人，我知道哪些诗人重要，哪些作品值得评论，哪些事件应该被记录，从而主动地剔除了一些人为的乱象；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知道什么样的文章才能让读者驻足，什么样的表达能够深入人心，知道读者在阅读一本书时所持有的心态。此外，作者的姿态也非常重要：如果你表达得过于浅显和高深，读者都会有抵触情绪，作者在行文中所持有的态度，也会深刻地影响读者对作品的感受。因此，我采取了一种平和、平视的方式面对我笔下的诗人和我的读者。我把他们当朋友，不紧不慢，娓娓道来，让他们感到我讲述故事时的那种诚恳，也让他们感觉受到尊重。可以说，我的切入方式是成功的，《诗歌史》第一部出版后引起的反响就是一个证明。

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诗歌史》是您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作品，如果有可能，您会继续第三部、第四部的写作吗？这条路是否将越走越艰难？

这条路是越走越艰难了，因为每一部《诗歌史》出版后，我都会大病一场。

《一个人的诗歌史》是我计划中的一个系列著作，也许要用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来完成。我想象中的这个系列有4—6部，包括了诗人、作品阐释、出版物、事件等各个方面。

在《诗歌史1》出版后，我本来想休息一下，后来欲罢不能。《诗歌史1》出版了两个月后，即2010年4月，出版社就加印，编辑就和我商量《诗歌史2》的出版事宜。现在，第二部也出版了，有很多读者就在追问第三部的问题了。

第三部的内容我已经准备了一部分，心里的脉络也很清晰，只要按部就班地做，进展顺利的话，明年底就可以完成。出版社也表示只要我交稿子，随时可以出版。但我还是希望再慢些。我今年三十六岁了，按照我的身体状况，我的人生应该过半了，不希望自己仍然像三十岁前那么虚荣。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身体不怎么配合。我已经因病住院快两个星期了，回答你的问题时，我仍在住院，只是悄悄从医院跑回家里开小差（一笑）。我妻子说这个病是《一个人的诗歌史》给我的报复，因为这两本书我写了八年，时常熬夜。说是“报复”，最明显的是今年初《诗歌史》第一版出版后五天，我就因病在医院打了八天针，但没动手术。现在《诗歌史2》也是刚出版一周不到，我又因为同样的病进了医院。我现在要尽最大力量避免这个“惯性”。

《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曾重点写到于坚，你对于坚也评价很高。于坚说汉语的最高典范是诗确立的，那么您认为在如今的汉语体系中，诗歌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我赞成于坚的判断。我做了十五年的报纸副刊文学编辑，在阅读方面，我读到的当代小说要比诗歌多很多，中国也有一些好作家，比如余华、苏童、李洱、迟子建、毕飞宇等人，但是总体说来，中国诗歌的成就更令我欣慰，多多、欧阳江河、于坚、西川、王小妮、黄灿然、柏桦、周伦佑……这些名字，无论和中国任何小说家并列在一起，都是熠熠生辉的。当然，从世俗意义上说，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性文体，受到的关注要比诗歌高很多，这也是正常的。好在艺术自有其内在的标准。

《一个人的诗歌史》谈到了许多诗人、诗作，您认为当代诗人在诗歌创作上面临哪些困局？为什么？

在汶川大地震时，我写了一首诗，里面有这么一句：我以前写下的诗歌是贫血的。前几天的一个夜晚，我一个人在病房阳台上，倾听楼上楼下那些病痛者及他们的亲人各不相同的呻吟与呼号，我再次想起了我的这句诗。

现在的诗人们写得太安逸了，太阳光灿烂春暖花开了，我看到了他们脸上的快乐，但很少看到眼角的泪水，更不要说那些压抑于心底的不为人知的创痛。

其实一个诗人在写作遇到问题时，暂停几年也未尝不是好事，《一个人的诗歌史》里写到的诗人，很多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停笔，比如柏桦，一停就是好几年。但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你写出过好诗，就不会被遗忘，你看柏桦这些年，声誉不降反升呢！

如果说诗人与作品逐渐被冷漠，这是读者不关注诗歌，还是某些诗歌的写作方式让读者难以进入？

这个应该是相互的，两方面的因素都存在。时代与人心的浮躁，人们选择性的增多，导致一些高雅艺术品乏人关注；一些诗人故意把诗写得像饭店里的点菜单一样一览无余，或者写得像理论报告那么高深莫测，都会影响读者的印象。其实诗歌并没有脱离群众，人们也并非不需要诗歌。这几年我在北京、深圳、厦门、海口、长沙等城市参加朗诵会，都会发现大量热爱诗歌的读者，有的朗诵会甚至一票难求。看来，诗歌以什么的形式接近读者，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从《一个人的诗歌史》里我们可以看到，相比之下，以前的诗人似乎更纯粹，写诗也是艺术高于技术，没有那么多的目的性和功利心。现在有很多所谓的诗人通过各种手段自我炒作，许多诗人是为了发表、为了出名而写作，今年颇受关注的“羊羔体”获鲁奖诗歌奖引发争议，对于这一类现象，您是怎样看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