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一个人的诗歌史”与“最初的泪水”

王家新

两年前，我本人参与评选工作的“宇龙诗歌奖”决定将那一年度的宇龙诗歌奖授予寒烟、李以亮、刘春三位诗人时，我曾代表评委会写有以下的颁奖辞：

本年度宇龙诗歌奖授予诗人刘春，多年以来，刘春的创作始终保持了他对诗歌的谦卑、敏感和真诚，他的诗日益贴近他自己的生活，由技艺的练习转向对内心的发掘和呈现……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诗歌批评文集《朦胧诗之后：1986—2007中国诗坛地图》，不仅显示出他对诗歌现场的持续关注，更体现了一种独立的批评品格和独到、睿智的诗歌眼光。

这应该说体现了大家对刘春诗歌和诗歌批评的某种共同看法和评价。这些年来，诗坛上众声喧哗，花样繁多，从事诗歌批评或研究的人也真不少，但为什么刘春写下的那些文字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呢？

首先，刘春不是以一个评判者或纯学术研究者的姿态，而是以一个读者的身份，从个人的接受和阅历出发，切入了中国当代诗歌近二十多年来的历程。这就使人感到亲切。他为我们提供的，首先是一份个人的亲历和心灵的见证。在这本《一个人的诗歌史》中，他比他所论述的六位诗人都要小一辈或半辈。他所讲述的，是他作为一个年轻诗人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与那些诗歌心灵的相遇和对话，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向我们展示了他自己的“经验的生长”。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两个细节，一是他在一篇论及本人的长文中所回忆的他在读到《帕斯捷尔纳克》一诗后“突然感到自己长大了”；一是他写到早年在一个地方实习时，从那里图书馆的杂志上第一次读到《瓦雷金诺叙事曲》，最后竟忍不住把那两页纸撕了下来带走，并说这是他生平所做的最“见不得人”的事。但正是这样的袒露，使我对他一下子产生了信任。因为诗要寻找的正是这样的读者，正是这样一颗满怀着秘密的爱、渴望和战栗的心灵。

诗人策兰曾把诗歌比喻成一种“瓶中的信息”：“它可能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被冲上陆地，也许是心灵的陆地。”刘春的《一个人的诗歌史》之可贵，我想正在于它为人们敞开了这样一片“心灵的陆地”。它以一颗真诚、敏感的心灵对诗歌的寻求和接受，唤起了人们的阅读记忆，也再次唤起了我们对诗歌、对那些照亮、提升我们的精神事物的爱。

与此相关，刘春所做的工作，也让我想到了人们所说的“现象学还原”。他所做的，不是那种纯理论阐释或模式化的研究，而是以充满经验血肉的叙述，力求把我们带回到“现场”，从中真切地感到一种诗歌脉搏的跳动。在这本《一个人的诗歌史》中，他不仅从个人的阅历出发，还运用了很多资料和细节，尤其是注重把一个诗人的生活、创作历程与时代语境结合起来，以写出如他自己所说的“一代诗坛精英的成长史与心灵史”。例如写顾城的那一篇，面对顾城看似单纯而又复杂难解的创作历程，尤其是面对那众说纷纭的“诗人之死”，他决不把问题简单化。一方面，他注重广泛收集资料，展示各方面反应；另一方面，他很独到地以一些细节、现象和文本解读（比如对《墓床》一诗的解读）为线索，以深入到那黑暗的谜一样的命运之中。说实话，我一直以为自己对顾城比较了解，但读了刘春的这篇后，我需要调整自己的看法了。的确，这不同于文坛和媒体上那些煞有介事的“揭秘”，它通过更深入、确切的叙述，帮助读者建立了对诗人命运的某种“可理解性”。就在这篇长文的最后，刘春还引用了这样一席话作为结尾：

记得顾城桂林漓江诗会上说过这样一句话：“伟大的诗人都不是现存功利的获取者，他们在生活中一败涂地，而他们的声音，他们展示的生命世界，则与人类共存。”

这样的话，因为有了顾城自己的悲剧性一生作为背景，我自己在今天读了也“感慨万分”！这样的诗人评传把读者引向的，绝不是那些表面的逸闻趣事，而是对命运之谜的沉思，也是对身处黑暗而又超越黑暗的那种灵魂力量的最终揭示和肯定。

然而，说到最后，刘春的诗歌批评之所以值得关注，正如“宇龙诗歌奖”颁奖辞中所提到的，不仅在于其对诗歌现场的关注，也不仅在于其亲切可信，更在于体现了一种独立的批评品格。刘春属于诗坛上活跃的“七○后”一代，但他绝没有同时代有些年轻人常显露的那种“弑父情结”，他始终保持了对诗歌的敬重和谦卑。他也没有被当下诗坛种种的“圈子批评”和门户之见所左右。他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和清醒。他不从利害出发，也不油滑，而是始终忠实于自己对诗歌的心灵直觉和认知。这一切，正如他写欧阳江河的那篇文章的题目：“事物坚持了最初的泪水”。

这种清醒的眼光和独立的品格，在当下中国诗坛尤为难得。近十多年来，正如很多人已很痛心地指出的那样，诗歌圈子里的“风气”已坏到几乎无以复加的地步。党同伐异，价值颠倒，或肆意诋毁，或自我炒作，所谓诗坛几乎已沦为一个权力场和垃圾场，让人避之不及。这种风气已严重影响到诗歌批评和诗歌研究。我们看到的是，批评文字的满天飞，恰与“批评的缺席”成正比。环顾当下，又有多少公正、有眼光、有勇气的批评呢？

刘春自觉地同这一切拉开了距离。他不屈从于种种偏见甚至压力。他向我们显现了一种批评的良知和伦理。他避开诗坛上那些种种的权力和利害关系。他只是为他心目中的诗歌和价值而工作。他所做的工作，让人们在一个沮丧的年代再次感到了从事诗歌的意义。这里我还想特意指出，即使对他喜欢的诗人，他也不盲从。他该有所保留就有所保留。他保持了他的诚实，也保持了作为诗歌批评的尊严。

阿多诺晚年曾这样讲过：知识分子的希望不是对世界有影响，而是某天、某地、某人能完全了解他的写作。这种希望，也就是“一种绝望背景下的希望”吧。

刘春对中国当代诗歌持续的关注，让我再次感到了这种希望。长久以来，许多中国诗人的写作，并没有得到充分、深入的阅读和认识。看来它只能“对个别的心灵讲话”。不过这样也好，正好合乎其性质。这也会把它们留给未来。这里，我不禁想起了诗人蓝蓝写矿工的一句诗“作为剩余，你却发出真正的光芒”。

那些真正的诗人和诗歌研究者，都是这样的“矿工”。

到目前为止，刘春已出版和即将出版好几本诗歌批评随笔方面的书了。这不仅使我们感到了他的热忱。正好在他请我为他这本《一个人的诗歌史》作序的时候，我从书店买回了列夫·洛谢夫的《布罗茨基传》。这本书我一读就很难放下。洛谢夫在这本诗人评传后面的访谈中谈到他很早就和布罗茨基认识，但直到第一次听到布罗茨基的朗诵，这才意识到出现在他面前的是怎样的一个诗人，“因为我似乎感觉到，我听到的诗源于某个人的梦，也是我始终梦寐以求的，似乎是某人捕获了它，把它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