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书谈

写小说的若能皓首穷经，做点学问，自然是好；倘若资质不及，则应书不厌杂。陶渊明说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有所会意最是要紧。读书越是驳杂，于写小说越有好处。

常见古装戏里文武官员上朝，为某事在皇上面前争执，甚至有恶语相向者。读《清史稿》及相关杂书种种，便知这种场面全是胡诌。只说有清一代，百官上朝笼袖拱手而进，不得左顾右盼，不得抓耳挠腮，不得窃窃私语。各官按品级逐一出班奏事，奏毕退下站回原处。朝上专设纠仪官若干，稍有仪态不整肃者即行拖出，轻者鞭笞，重者查办。而影视片里，朝堂上往往混乱一片，其实是极可笑的。诸多真实细节，正经史书上未必得见。我曾于某杂书上读到，康熙皇帝极赏识南书房张英、陈廷敬、高士奇几个人，于成龙等人却奏请将他们放外任。康熙大怒，站在乾清门外叫骂：朕身边就这几个用得着的人，你们就惦记着，硬要把他们弄出去！这样的文章，你们做得来吗？张英等近侍宠臣，嘴上自是感激不尽，内心却未必真的称心。做京官清苦，且伴君如伴虎。做个巡抚之类的方面大员，比待在皇帝身边舒服实在得多。这不免让人想起姚文元。姚在“文革”时颇受器重，荣耀显赫一时。可他经常对别人讲，自己其实很适合到地方工作，有机会还是想下去。他想当个省委书记，该是何等风光！

清代沈起凤有笔记小说《谐铎》，其中有篇《泄气生员》读来令人喷饭。西安临潼有个生员叫夏器通，心性鲁钝，文章总为士林笑柄。有年乡试，一学政奉命去西安做考官。此公离京之际，拜访他的恩师，一位西安籍尚书，想看他有无熟人需要关照。谈话之间，尚书想放屁了，移了一下屁股，身子侧了过去。学政以为尚书有所嘱，忙问师座有何吩咐。尚书说：“无他，下气通耳！”意思是说，没什么，放了个屁。学政却以为有个夏姓生员必是尚书心腹之人，便暗自谨记在心。他到了西安，果然见有个生员叫夏器通。可考试之后，见夏生文章“词理纰缪，真堪捧腹”。但师座嘱托在耳，学政便强加评点，圈定夏生文冠第一。诸生哗然，却又百思不解。因学政是翰林出身，看文章不会走眼；夏生又是贫士，绝无关节可通。学政任满入京，回复尚书事妥。尚书闻之茫然，低头想了半天，忽然大笑起来：“君误矣！是日下气偶泄，故作是言。仆何尝有所嘱也！”夏生只因尚书偶放一屁而得功名，运气实在是太好了。但细细一想，又并不是夏生运气好，而是尚书放屁都是管用的。

我在《大清相国》里写到过康熙名臣高士奇，嘴脸不是太好。史载高士奇写得一手好字，学问不精却是杂家，既能诗书，又会玩古，颇有急智。因得明珠举荐，方才供奉内庭，行走南书房。据说他曾把假古董献给皇上，真是胆大包天。康熙皇帝极为欣赏高士奇，出行必令扈从。高士奇曾写诗说自己：“身随翡翠丛中列，对入鹅黄者里行。”鹅黄，指的是皇帝身边的黄马褂。可见高士奇何等得意。我对高士奇的印象，来自清人昭梿的《啸亭杂录》。此书记载，有回康熙皇帝出猎，御马的后腿老是乱踢，弄得龙颜不悦。高士奇知道了，马上故意滚得一身泥，跑到皇帝身边去侍候。皇帝问他为什么这个样子，高士奇说自己刚从马上摔下来，衣服来不及洗干净。皇帝大笑起来，说：“你是南方人，体格懦弱。刚才朕的马老是乱踢，朕都没有坠马。”皇帝见着高士奇的狼狈样子，便觉得自己异常英武，顿时就高兴了。还有一回，康熙登镇江之金山，欲要题字却胸中无词，提笔犹豫了很久。高士奇忙写了“江天一览”四字在掌心，凑到皇帝身边假装磨墨，故意稍稍露出手心的字。皇帝会意，欣然命笔。世人如能有高士奇的拍马功夫，何愁不飞黄腾达？曾听说某高官的车队遇事为百姓所阻，当地乡长紧急趋车前往救驾。快至事发之地，乡长令小车停下，脱鞋急奔而往，说：报告首长，我闻讯来不及叫车，赤着脚跑了来。高官问了乡长姓名，此人马上发达了。

清人朱翊清《埋忧集》有则故事叫《捐官》，讲一个布贩子捐官的遭遇。清代捐官本是合法买卖，但此人太不通窍。这个布贩子姓赵，花钱捐了个通判。依制需得引见，皇上问他做什么出身，为什么要捐官？赵某不会讲漂亮话，直说了：我私下以为做官比卖布生意更好些。皇上大怒，革了他的职。赵某非常气愤，跑到吏部大闹，说：既然夺了我的官，就该把银钱退还给我！吏部尚书哪里肯依，罚下去掌嘴五十，抽了一百鞭子，赶出吏部衙门。赵某倘若灵巧些，说些报效皇上之类的话，他的通判必定就做稳了，捐官的花销自可连本带息捞回。今天的官员比那位吏部尚书到底有情义些，游戏规则是收钱就得办事，事没办成绝对是要退钱的。假如收了钱又办了事，东窗事发就绝对不能讲办了事。据说，承认办了事就是受贿，不承认办了事还只是人情往来。

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虽被称为科学著作，但所载诸事今人看来有的只是常识，有的未免荒谬。比方，书中说东阿阿胶之所以好，全因济水多从地底下流，此水有往下走的特性，故而比别处的水清且重。人喝了用济水煮的胶，就能下膈、疏痰、止吐。这自是想当然。但书中记述很多趣闻，读来颇有意思。《故事一》卷记载，宋太宗赵匡胤曾到学士院正厅坐过，从此以后这个正厅只有每月初一，众学士才能到正厅去坐坐，平日谁也不敢独自去坐。又有一回，赵匡胤夜间驾临学士房，当值学士苏易简已经睡下，急忙爬起来接驾。因无灯烛照明整理衣冠，皇帝随侍宫女便把烛火从窗框伸进，窗格上留下了烧灼之痕。一百多年后，沈括记录此事时，学士们仍不愿意换掉那扇烧焦的窗格，要留作圣迹永世瞻仰。可见皇帝们的被神化，都是读书人自己干的事。假使古今之人都像这班学士，百姓们早已无立锥之地。康熙、乾隆是最喜出巡的皇帝，龙幸之地都得开作纪念馆，天下黎民只怕要往地底下钻了。《故事一》还有一则掌故，说的是学士院第三厅前有一巨槐，此厅被叫做槐厅。据说在槐厅里办过公的学士，好几位都做了宰相，无疑风水很好。于是，学士们都争着要在槐厅里办公。有人刚从槐厅提拔走，马上就有人抢着进去；更有不讲理的，把先搬进去的人的行李扔出来，相互扭打亦不少见。沈括说他做学士时，亲眼见过这等闹剧。据说如今有人越是做了大官，越是迷信。有些地方机关大门选朝向，必听风水先生指点；有的官员履新选日子，也要请高人算上一卦。曾见报道，有的官员选秘书、配司机，都要看他们同自己命相是否犯冲。可机关算到这等地步，到底还是有许多翻了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