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勇与忧惧

近日突然特别想读周作人的诗。以前是读过的，读过便忘了。那时还年轻，对他那一套“人生一饱原难事”，“且到寒斋吃苦茶”的话并不懂，也不耐烦去想，觉得滋味寡淡得很。近来这两句诗倒时常浮现在脑海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周作人颇不屑。我崇拜鲁迅。鲁迅对他的两个弟弟，尤其对周作人的爱护近于妇人心肠。周作人对鲁迅却很不够意思。兄弟失和是鲁迅心里的隐痛。而伤害鲁迅是我所不能容忍的事。何况他写的那些谈茶喝酒的文章在当时的我看来都是失了血性。更何况他后来还当了汉奸。我全然忘了周作人在五四前后也曾经是“凌厉浮躁”的一员猛将。

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共有两首。其二曰：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功夫吃讲茶。

谈狐说鬼，坐道论佛总应该是老年人的事。老年对世事已经看透，看破，已经放弃，绝望，故而只对非人世的东西感兴趣，借以消遣时日，以度残年。周作人却在四十岁时就写出以“清”、“冷”为底色的《雨天的书》，走到“冲淡平和”的路上去。他写《五十自寿诗》时，正是1934年1月。再过三年，抗日战争就要爆发。国难当头民族丧乱，他置于眼前而不顾，却滋滋有味地羡慕咬大蒜拍芝麻，难怪一时责难鹊起，成为众矢之的。只有林语堂出来为他辩护，说他是“寄沉痛于悠闲”。林语堂此说并非虚妄。周作人自己就说过，忧惧的分子在他的诗文里由来已久，所谓“忧生悯乱”是也。知弟莫如兄。鲁迅也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周作人的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于是成为众矢之的。

文人美女，历来负有亡国之责。美女亡国已是共识，且为人神所共愤。妲己褒姒杨玉环是也。文人因为一首诗，一首词，一部小说而成为乱世罪羊的，不光古时如此，现在也未见得不是这样。区区几个文人美女，就得担当起救国或者亡国的重任，我等泱泱大国里的十几亿子民，自然只须袖手以观。无怪中国自古以来有那么多麻木的看客。

周作人所说的忧惧，我颇有同感。人生诸种情感中，我觉得忧惧是最为深沉真切的两种，与生俱来，挥之不去。对人生爱之愈深，忧惧之心愈切。而且，不仅是为过去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忧惧，更为现在与未来而忧惧。说句危言耸听的话，我真后悔有了孩子。不为别的，只因为我，我们，不但不能给他们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甚至将世界保持现状都不能。我们的孩子们，也许将不得不在一个没有清新空气，没有绿色森林，没有纯洁水源的地球上生活，更不说生存竞争的惨烈，战争和未知的疾病。我们既不能为孩子们的未来负责，只有眼睁睁地看他们挣扎，而我们的心里除了忧惧以外，还能有什么？

孔子说，仁者不忧，勇者不惧。鲁迅便是这样的仁勇之人吧。虽然他对国人世事一样的绝望。但他始终能有韧性地战斗，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周作人的绝望就只有逃避和自嘲了。这自然是弱者之为，但也算是一种人之常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