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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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垂的白色窗帘。一只明代的木雕佛头,放在书架顶端,它像这座书房里的文化首领,俯视着这一切:我与老人坐在佛头对面。
翘翘大拇指,老人谈论起朋友们的艺术。老人常常谈论起他的朋友们,说到他们的死,情不自禁地就会叹气。这是我至今都印象深刻的。
“九一八”事变后,老人从东北流亡到北平,那时,他只有十四五岁。带着一个救国的梦,也是一个求艺的梦,开始了他以后风云变幻的人生。和老人同时期的大多数艺术家,他们的艺术,都是怀着一个救国的梦而开花、而结果。我想他们都是20世纪中国,最有热血和最有理想的一代人,也是最受磨难的一代。国家,艺术,在老人心目中,像吃饭时拿在手上的一双筷子那样自然。
但他常常吃不上饭。在北平,老人进了私立美专。自幼他就爱画画,喜欢画猴子;名人画谱上的猴子:母亲纸剪的猴子;药店门口石柱上蹲着吃桃的石雕猴子;山东卖艺人肩头穿着古旧红衫的猴子……看老人近年的肖像照,我觉得有白猿之相:一种孤傲、无畏、又神奇的光芒,于须发间当风。这一座私立美专的校长是张恨水,校董中有刘半农。此刻的刘半农正热心为赛金花立传,就把老人拉去,为赛金花画像。老人画了张速写。
北平求艺期间,老人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被国民党拘押,当局要老人写个声明,说脱离共产党,往报纸上一登,就可以释放,老人拒绝了。于是,被递解到南京,定为政治犯后,又押解到苏州,关在“苏州反省院”里。
“好!”老人翘翘大拇指,连声说好,说起一首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在“苏州反省院”里,他被关一年半,这期间,老人交了一个朋友,他也被关在里边。他就是艾青。老人是这首诗的第一个读者吧,他读到的是草稿。老人被深深地打动了,也就更怀念沦陷的东北三省。老人的故乡在辽西一个农村,接近内蒙古,曾有朋友开玩笑说:“你老家出白薯和胡子。”而白薯和胡子,在此刻,遥远得甚至美好起来。有过亡国之痛的人,才会义无反顾地热爱家园里的一切。他想起故乡的一座小山,叫“它山”的小山。以后,“它山”就成为老人常用的一个名字。一个笔名,一种怀念,一种热爱,也是一种命运——“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一手向中国民间艺术学习,他一手向西方现代艺术学习,以至被扣上“毕加索加城隍庙”这顶帽子。这顶帽子现在看来没什么了不起,还可以说成博大精深的艺术包容,但在当时,就是“封资修”的代名词,就是打倒的对象。尽管这已是后来的事了。老人见过毕加索,这也是后话。反省院出来,艾青去常州,谋到一个职业,在常州女子师范学校做美术教员,而老人生活无着,想起张恨水,就去南京。以后的岁月中,他和艾青一直很友好,只是晚年疏阔起来。艾青去延安,说起来,还是他带路。他对这路熟悉。当时,他在重庆,是从延安去重庆的。“国共合作”面临破裂,周恩来问他,你是去香港呢,还是延安。他说:“去延安。”恰巧艾青和罗烽也准备去延安,他就带他们上路,还化了装,他装扮成国民党军官,艾青装扮成他的秘书,罗烽——我想来个头高高大大吧,还有点鲁莽,就只得装扮成一个勤务兵。在去延安的路上,一位画家、一位诗人和一位小说家,浩浩荡荡地走着。不,只能说小心翼翼地走着。
张恨水在南京办份《人报》,老人,喔,那时他还只有十六七岁,就投奔《人报》去了。但《人报》已有美术编辑,还是位当地人。张恨水望着这位昔日弟子,想了个主意,给他介绍一些南京报纸,让他靠画漫画为生。一张漫画的稿酬,是一块现洋。当时一双英国名牌皮鞋,也只卖三块现洋。他给《扶轮日报》——一份铁路部门办的报纸——一日隔一日画上一张漫画。《扶轮日报》的文艺编辑,是姚蓬子——就是姚文元父亲。姚蓬子打听到他的经历,几次都向他委婉地表达自己没出卖过共产党,希望他向组织透个消息。但他那时还不是党员。一个月,他十五六块现洋的收入,那时,三四块现洋就能过上中等稍稍偏下的生活了。后来,他一个月有三十多块现洋进帐:给上海的漫画杂志投稿。这与叶浅予有关系。叶浅予为逃避乡下包办婚姻,与他在上海恋上的情人跑到南京来了。叶浅予的情人叫梁白波,也是位画家。老人说,这是他所认识的女画家中最有才气的一个。在叶浅予鼓励下,他给上海《时代画报》投了一份稿,这稿是某本左翼刊物给退的——是两幅漫画。两幅时事漫画:一幅是工人罢工,警察与外国巡捕捆绑着工人,往外押解;另一幅是闹水灾,人吃不上饭。《时代画报》老板是张光宇,出钱的是邵洵美。有关张光宇,我将在《先生客厅往事》里写到,这里就不多说了;有关邵洵美,我在贾植芳的文章里读到,邵洵美希望贾植芳有机会替他说说,有两件事,一是鲁迅指责他文章是别人替写的,不确实,文章还是自己写的;二是请肖伯纳吃素斋,是他一个人出的钱。《时代画报》很快把老人的漫画刊登出来了,刊登在彩页上,还加个标题:“全国漫画名作选”。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对《时代画报》来讲。这就在上海漫画界引起轰动,纷纷向老人约稿。鲁少飞主办的是《时代漫画》,指定下一期封面由他画。一个封面十五现洋。近几年,有位研究中国漫画的法国女学者,对老人说:“你们那个时期的绘画和生活,是那么丰富,与众不同。”
晚饭后,老人咬着烟斗,慢条斯理地抽着。佛头两边,有两只瓦兽,一只是安徽的,一只是云南的。安徽的那只质朴,云南的那只怪异,像两个护法金刚,正腾着烟草的云,浓浓淡淡一片雾色。
老人说:“二十多天没抽烟,以为戒掉,”他吐了口浓浓的烟,淡淡说道:“又抽上了。”
回家路上,我对妻说:
“当时许多青年人去延安,并不是因为穷困潦倒,吃不上饭了,才去的。他们怀着救国的梦,热血和理想,来到延安。其中有许多艺术家,又把救国的梦和探索艺术的热情,合在一起。”
妻冷不防来上一句:
“释迦牟尼抛下荣华富贵,劳其筋骨,苦其心智,只为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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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老人,就是张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