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 神

椿，老头

凝神干吗？为了看一个穿着白衬衫的老头，头很大，大得让我难过。他爬在椿树上，用一根带铁钩的竹竿采椿芽。椿芽一蓬蓬掉下，椿芽从老头身边滑过的时候，照绿他的白衬衫。几个小媳妇在椿树下。老头很得意，有点得寸进尺，他又往上爬。这棵椿树是香椿树，这蓬椿芽是香椿芽。还有一种椿树，叫臭椿，学名为樗，吃不得。白老头又把竹竿扎进稀疏的绿影里，椿芽一蓬蓬地掉下来了——这场景，把我从面前推开，其实是回忆把我从面前推开，一下推进比喻之中。

本草纲目，人肉

我先想到小时候——现在成了小时候的比喻。小时候我喜欢植物，这种喜欢与我多病有关。吃多中药，我就知道许多药都是植物。于是，植物成了药的比喻。而我对药的认识，如果有认识的话，不是从我的病开始，却是从一本书——龙葵、淡竹叶、山姜、紫金藤的图画精印在宣纸上，纸质极软极软。极软极软的纸质，软到慵懒，懒到散漫。我捏住它，我把这本书从书橱里抽出，像打开一只抽屉，抽屉是空的：上面的书随即落下，填补作为比喻的抽屉之空。由于有点年头，这本书的纸色灰黄，我翻动着，一如捉住蝴蝶。灰黄色的蝴蝶粉彩扑扑。

蹲在高大的书橱下，一摞横放着的书籍，一架竖立墙头的木梯，我抽掉一档梯级，站在梯上的人或人们纷纷坠落。从一摞书籍里抽出一本，让上面的书落下，这是我的游戏。也可以说是恶作剧，甚至不无心狠手辣——因为我从一摞书籍里抽书的时候，把它想象为一架竖立墙头的木梯。

五岁的时候，我常常会被父母从祖母那里带到他们家过星期天，我觉得父母家的家具都高大阴森，尤其是那只书橱，高大得好像只要一晃，就会倒地。我就常常蹲在书橱下，又兴奋，又恐惧。

因为恐惧而感到兴奋——

夏夜的屋子里听她讲鬼故事一样：她比我大很多，已快小学毕业，夏夜里串门，她老讲着同一个鬼故事，讲到一半（听上去像是一半），就猛一关灯并“啊”地一声高叫（关灯和高叫过后，这个鬼故事也就结束）。尽管这个鬼故事我都能背诵，但还是愿意听她讲，只有听她讲我才感到恐惧和恐惧中的兴奋。我也曾试着给自己讲过，讲到那里，也关灯也高叫，等待半天，就是没有恐惧感，更别说兴奋了。

我打开书橱木门，书橱分为两层，上层玻璃门，下层木门，这是一种很常见的书橱形式，仿佛现在时尚类杂志上比比皆是的半裸图片。玻璃门里的书红封面居多，一本一本竖排着，笔挺像那个时代四面八方的美术字。那个时代流行的美术字有三种字体：黑体、仿宋体和新魏碑。仿宋体和新魏碑的笔划虽说有点头脑和波折，整体形象还是笔挺。我的兴奋点在下层——不知父亲是为利用空间还是注意隐蔽，他把一本又一本书横放成一摞一摞，像一只一只关紧的抽屉。像一架架竖立墙头的木梯。

我侥幸抽出的是《本草纲目》，还正巧有“图卷”的那册。五岁的我，认为有图的书就是好书——连环画是我心目中的经典。狗尾草、牛扁、卷丹、小麦、大麦，我把“图卷”翻了一通，觉得李时珍没什么了不起呵，画得不像。他画的马兰，与祖母拌香干给我吃的马兰，我看来看去，看不出是一样东西。我问父亲，这就是我吃的马兰吗？父亲说，当然是。那个时候的李时珍，我是把他作画家看的：据说他每找到一种药草，就把它画下来。有次他在一个道观里见到一种果子，从没见过，他想采样，道士不许；他想画它，道士不许。道士还把李时珍痛打一顿，说这果子是贡品——后来我上小学，美术老师拿来一只蜡做的芒果，往讲桌上一放，让我们课堂写生，说芒果贡品。那时，我觉得比《本草纲目》了不起的是另外两本植物书，一本《南方常见中草药图录》，由专家与工农兵大学生合著；一本是四九年前版本，周建人编译的观赏植物。这两本书不但有图，还是彩色的。周建人那一本更逼真，因为是照片。

西方人把《本草纲目》看成“中国植物志”，但《本草纲目》里不仅仅只是植物，还有矿物、动物，甚至还有人物。《本草纲目》这本书我有很长时间不敢看它，因为我看到“人肉”：人得某种病后，可以割下大腿上的肉当药吃。太恐怖了，像八九岁时看到鲁迅《药》中的“人血馒头”——有一阵子，鲁迅的小说我也有很长时间不敢看。现在想想，也真是，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把人视作草木，也就没什么大惊小怪。况且人还比不上草木，门口那棵大桂树，祖父曾在它的影子下饮酒赏月，而祖父早已不在。

葡萄，论语，手稿，唐诗

门口还有一株葡萄。在我读过的小学里，也有一株葡萄，我们发现一条蛇盘在葡萄架上，就把它打死。前几年我路过校门而入，葡萄不见了，原先种葡萄的地方，现在是学生食堂。低矮的屋顶上，一根烟囱又小又细，简直不像烟囱，像一截粉笔头。

孔子曰“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原话是不是如此？反正《论语》也是孔子学生们的记录稿——把东村梨树迁移到西村，都会走样。为什么要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因为这是药，我想孔子可谓仁至义尽。鸟兽是药，这在《本草纲目》里可见，而更多的是草木——一些草木带着药香，慢慢地袭来，不可名状，其乐融融。一些药香罩住我，当我在植物面前，犹如地图上旅行：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美丽的国家全像植物园。从这点上看，《论语》和《本草纲目》是一个想法的两种说法。

现代植物分类学像一张地图，伊丽莎白·毕肖普说：“国家的颜色是天赋呢还是可以自选？……地图的着色比历史学家要来得精细。”而考证与描述并不能给我一个有血有肉的国家，这正是地图的特性，它精细，却没有血肉。再没有比地图更为抽象的思想，如果地图是一种思想。地图当然是一种思想，还能看到思维在跋山涉水。

我在国家穿街走巷，并不需要地图，像我地图上旅行并不需要国家一样。傍晚的街道，灰黄色的墙壁肃穆，远处的水是放轻的。一位孩子滚着铁环——我知道这只铁环来自井边的木桶，木桶已碎，而桶中的水还是以一个透明圆柱体不乏可疑的形迹站立那里。那里，是木桶的废墟，孩子的乐园。因为孩子在废墟上拣到铁环——越滚越快，圆形被拉长，仿佛虚拟的时间，也仿佛中空的花坛，中心已被蛀空的花坛。而霞彩的赤色与粉绿流淌着、变化着，未干的画幅，不定的手稿。手稿上都有一种风声——椿树上的风声，我差不多可以返回，但我继续往前几步，就像嫩绿的香椿芽一腌，变黑了。从绿到黑，我看到时间的虚线是大步流星的。最后腐烂。而手稿不会腐烂，因为不定——手稿是生长的草，绿色的、青色的、紫色的：有关农书、有关本草的手稿。草太奢侈，手稿就是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