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单元 一个时代的刻痕

家门，1976

家门

四四方方的照片，就是未经裁切，用120相机6cm×6cm胶卷拍出来的影像。它是20世纪初到五六十年代最风行的机种，直到机动性强的135相机发明。

我刚学会拍照时，拿的就是135相机，又大又沉的120相机多是照相馆或拍广告照片的人使用。在《汉声》杂志，我们三个拍照的每人有一套135装备，那部全套的哈苏120则是用皮箱装着，锁在保险柜里，拍封面、广告或跨页彩色图片才会慎重无比地从铁柜里取出。光是转保险箱密码，左几下、右几下，就让人感觉这事非同小可。

那个年代，一套哈苏可在台北最贵的地段买栋房子了，摸到都不容易，哪敢奢想拥有。谁知，离开《汉声》不久，幸运之神便降临了。在《家庭月刊》工作时，有天路过一家器材店，看到它摆在橱窗里折价求现。我赶紧冲回公司跟主管说，这太值了，公司不买会后悔。主管却说，你视它如命，不如自己买下，公司可以借你钱，慢慢从薪水里扣。

相机买回来后，我整天东摸摸、西擦擦，晚上抱着它睡觉，心想，按下快门的第一张照片也必须是最神圣的。为此，我特地返乡，拍下了这张老家的大门。这扇门阿公还在的时候就有了，我们小时候经常两手抓着木条，脚丫钩住门摆晃来晃去，像荡秋千那样乐不可支。年纪稍大，门经不起晃，就只能在一旁羡慕弟弟们了。

我像进行仪式那样捧起相机。门还是那扇门，弟弟和我却早已出外闯荡。曾经紧抓着家门的我们，在晃来晃去之间被甩到外面的世界，离家愈来愈远。

妈祖庙前的石狮子

老家头城虽小，庙宇却甚多，除了城隍、王爷、妈祖、关公，还有搞不清到底供奉什么主神的庙，间间不缺香火。母亲最常去的就是那三四间大的，逢到要紧事，那就所有庙都得走一遭。二十岁那年我必须服役三载，抽到的是海军舰艇兵种。对一贯踩在土地上的乡下人来说，汪洋大海最是风云不测，母亲忧心地领着我四处上香、供果、抽签、卜卦。我这才晓得，原来我们的小镇藏了这么多神明。

大多数的庙我都已印象模糊，但想起妈祖庙就会一阵悸动，掌心仿佛又有了沉甸甸的石头触感。妈祖庙位于上学途中的老街，从没喜欢过课堂的我每天都在小巷里绕来绕去，故意不走近路，来到庙前，必定骑上魁梧的石狮作乐一番。

小学一年级时，狮子奇大无比，攀爬时滑落过好几次，乐得同伴们直喊：“狮子发威啰！”最吸引我的就是被上下四根尖牙护住的大石珠。跨在狮背上，和它头并头，手就能伸进狮口，抓到圆球便使劲磨，盼望磨小了就能掏出来。

到五六年级我才恍然大悟，石珠根本不可能拿得出来。不只是我，其他小孩也曾这么干；不只我们，连我们的阿爸、阿公、阿祖，小时候也都这么干过。珠子没变小，反而把狮口滚得越来越深。想明白了，我就彻底死心了。

拥有哈苏相机后，拍完家门，第一个要拍的当然就是石狮。到了才发现，以前认为大得不得了的妈祖之家，竟然只是个小庙；门前石狮也缩得简直就像当年那一对的小孙子。石珠还在，可我的手掌已伸不进去了。

妈祖庙前的石狮子，1976

跛脚七仔，1976

跛脚七仔

除了阮家亲戚，老家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跛脚七仔。我出生在头城的开兰路，头城是先民落脚开垦的第一个据点，开兰路就是开发宜兰之路。路名非同小可，全长却只有几百米，站在我家门口的路中央，左右一望，就可看到路的头尾。整条路就是泥地上铺碎石，只要脚踏车经过，就会把石子碾得乱蹦，附近的大人小孩无不又闪又躲，以免中弹。

就我所知，最没法躲的人，一个是卜卦瞎子，另一个就是跛脚七仔。跛脚七仔的小腿内弯，走起路来，两个膝盖互相磨来撞去，不但速度奇慢，还经常皮破血流，不得不在膝头绑上厚厚一层布条。

小镇上，人人有名、有位、有关系，跛脚七仔却是个例外，与任何人都不相干。他在我家隔壁的冥纸铺工作，我却从没听过他的声音，或见人找过他。我所看到的跛脚七仔，不是木偶般地举步艰难，就是像个毫无情绪的机器人，一撇一撇地挥着食指黏小金箔，身边永远有个装零钱和小东西的旧奶粉罐。

冥纸店搬走后，隔壁开过斯诺克房，也曾租给弹棉花的人。直到高中毕业离开家乡，我都没再见过跛脚七仔，甚至根本忘了有这么个人。那天从老街绕回家，竟发现他在寒风冽冽的矮屋走廊上睡着了，嘴角隐约浮现微笑，仿佛梦境又甜又美。

有次母亲来台北我的住处，看到挂在墙上的这张照片，直说跛脚七仔很了不起。太太在他年轻时就扔下两个孩子跑了，他不但把孩子带大，还供他们上了大学。在那一刻，我终于知道，跛脚七仔也是有名、有位、有关系的人。

二哥的兰花

那年二哥正准备结婚，心情特别好。他从小沉默寡言，农校毕业、服完兵役后就被父亲留在身边，视为继承木匠祖业的不二人选。大哥身体不好，不堪粗重活，我素来叛逆，决不顺从，弟弟们又还小。正缺人手的父亲，当然不可能让二哥决定自己的前途。

二哥从没提过自己的志愿，倒是有一回跟父亲对话，让我们听出了端倪。那时，乡下的电线杆、墙角常贴有招募远洋渔工的广告，这些广告无疑使他夜夜难眠，想去外面世界闯荡。鼓足勇气向父亲开了口，却是不到两句话就被断然驳回。从那时起，他的话更少了，直到想参加广播电台的全省歌唱大赛。

无论锯木块、刨木头、凿榫头，他都在旁边放台小收音机，白天听，晚上就在阳台上吊嗓子练唱。县里初赛在镇上唯一的戏院“农渔之家”举行，我们兄弟姊妹全都兴奋地跟去加油，没想到音色不错、平时也唱得挺好的二哥，一上台竟因怯场而走调。我低下头，不敢看他涨红的脸。

在单调吃重的工作之外，二哥还是培养了一点乐趣，在阳台上钉了一格格花架，吊满上山采来的野兰花。那次回家，发现后院屋檐下悬着一只掉了壶嘴的老茶壶，兰草恣意地从里往外冒，其中一枝还悄悄开成一朵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