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恋

柯尔斯滕建议骑车去福斯湾的波托贝洛，就半小时路程。拉比在王子街上柯尔斯滕认识的一家店租了辆自行车，他骑得不太稳。柯尔斯滕自己有一辆樱桃红的12速自行车，还带高级的夹式刹车器。他尽力跟上她。在下山的半道上，他变换了一个挡速，但链条却不听使唤，在轮轴上跳跃旋转，毫无力道。挫败感和一丝熟悉的愤怒，在他内心升腾起来。要走回到那家店，路程可还不短。但柯尔斯滕却是另一番模样。“你看你，”她说，“你这个大傻瓜，真有你的。”她把自行车倒立起来，反转排挡，调整后变速器。她的手很快被机油弄脏，最后脸上也沾上一点。

爱，是对爱人文韬武略的敬仰，这韬略，承诺修正我们的脆弱与失衡；爱，是对完美的追寻。

他已然爱上她的淡定，她那份“凡事皆终于无事”的信心。她性格乐天，不信宿命，这些美德，为他这位不同寻常的苏格兰新朋友所拥有——她的口音过于浓重，他需要重复三次，才能确认她说的是“暂时”一词。拉比的爱，是在找寻到与他互补的种种力量和自己渴盼的一系列品质时，合乎逻辑的反应；他的爱，源于认定自身不完美——源于对完美的渴望。

并非只是他如此。柯尔斯滕也试图弥补自身的其他不足。直到上大学，她才第一次走出苏格兰。她所有的亲戚都集居在这个国家的一个小角落。那儿的人，心性狭隘，缺少色彩，充满粗野气息，崇尚自我否定。她极力让自己追随南方人的品性。她向往的是光亮、希望和信奉自身、充满激情的人们。她敬畏阳光，厌恶自己的苍白与不耐晒。她的墙上就挂着一张非斯麦地那[1]的海报。

了解拉比的过往，令她兴奋。他父亲是黎巴嫩土木工程师，母亲是德国空姐，这让她着迷。他给她讲述自己在贝鲁特、雅典和巴塞罗那的童年故事，其中有阳光、美好和不时发生的极度危险。他会说阿拉伯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他的情话（以淘气的方式诉说），充满异国风情。与她的嫩白红润不同，他是橄榄色皮肤。他坐着时，会交叉着大长腿，他过于纤细的手会制作腌茄子沙拉、塔博勒色拉[2]、土豆沙拉。他用自己的世界滋养着她。

她，也在寻找令自己重归平衡、实现完美的爱情。

爱，同样也关乎脆弱，关乎对方的脆弱和悲伤带给我们的触动——尤其当这些脆弱和悲伤并非因由我们而起（譬如恋爱初期）。目睹爱人身陷危机、泪水涟涟、无计可施、意志消沉，这让我们得以安心——尽管他们文韬武略，却也并非天下无敌。他们也会有困惑迷茫。此种认知，会引导我们步入支持者的新角色，减轻我们对于自身缺陷的羞耻感，让我们因共享的苦痛经历，而与他们贴得更近。

他们搭乘火车去因弗内斯看望柯尔斯滕的母亲。她坚持要来车站迎接他们，即便需要搭乘巴士从镇子那头赶来。她叫柯尔斯滕“小乖乖”；在站台上，她紧闭双眼，牢牢拥抱着女儿。她颇为正式地伸手与拉比相握，道歉说眼下并非好时节：尚是下午两点半，天色却已接近黄昏。和女儿一样，她也有一双活泼的眼睛，但眼里多一份无所畏惧的气质，所以，它们的注视令他颇不自在——在逗留期间，它们总在不经意间端详他。

柯尔斯滕的家是一栋狭窄的灰色房屋，两层楼，带个露台；正对面是她母亲执教三十年的小学。在整个因弗内斯，很多人——店主、律师、医生——都记得，当年是在麦克利兰太太的启蒙下，开始学习基础算术和《圣经》故事。更为独特的是，大多数人都能回忆起，她以其独特的方式让他们感受到，她不仅深深喜爱着他们，却也极容易被他们辜负。

他们仨一边在起居室用着晚餐，一边看一档智力竞赛的电视节目。沿楼梯而上的墙上，整齐地挂着镶金画框，那些是柯尔斯滕幼儿园时的画作。过道处摆着她的洗礼照片；厨房里有她身穿校服的肖像画，那时她七岁，牙齿稀疏，模样敏感。书架上有一张她十一岁时的海滩快照，她穿着T恤、短裤，骨瘦如柴，头发蓬乱，满脸无畏。

她的卧室，几乎还保留着她去阿伯丁[3]学习法律和会计学之后的模样；衣橱里挂着一些黑色的衣服，书架上堆着皱巴巴的平装教材。在一本企鹅版的《曼斯菲尔德庄园》[4]里面，少女时代的柯尔斯滕这样写着：范妮·普莱斯[5]：最平凡之人的美德。存于床下的一本相册里，有一张偷拍的她和父亲的合影；他们站在克鲁登湾[6]的一辆冰淇淋车前。那时她六岁，一年之后，父亲就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

家族的说法是：一天早晨，结发十年的妻子去学校上课后，柯尔斯滕的父亲收拾了一个小手提箱，然后不辞而别。他惟一留下的，是玄关桌上的一张小纸条，潦草地写着“对不起”。之后，他在苏格兰四处游荡，给一些农场打短工，与柯尔斯滕仅存的联系，便是每年寄张贺卡和一份生日礼物。十二岁那年，她收到一个包裹，那是一件九岁孩子适穿的羊毛衫。柯尔斯滕将它退回到卡马赫莫尔的地址，并附上一张纸条，直言不讳地说，她希望寄件人早上天堂。自此，他再没来过只言片语。

他的离去，如果意在另一个女人，那么这只是背叛了婚姻。然而他的抛妻弃子，只为能孑然一身，能更安然独处，甚至都懒得以令人满意的理由来粉饰动机——这种抛弃，更深刻、更抽象，也更具毁灭效应。

柯尔斯滕躺在拉比怀里，讲述着陈旧往事。她双眸通红。这，是他爱的她的另一部分：一个能耐超群者的脆弱。而她，也同样如此感受着拉比——在他的故事里，可以述说的悲伤也不在少。在经历了充满宗派暴力、满眼路障和夜宿防空洞的童年之后，十二岁的拉比和父母离开贝鲁特，前往巴塞罗那。可是，在那儿的旧码头附近的公寓里安居不过半年，他母亲就开始腹痛。她去看了医生，诊断结果竟是肝癌晚期；这种晴天霹雳，摧毁了她儿子对于万物永存的信念。三个月后，她就离开了人世。不到一年，他父亲就再婚了，娶了一个感情疏远的英国女人；现在他们住在加的斯[7]的一套公寓里，过着退休生活。

柯尔斯滕渴望穿越数十载，去安抚这个十二岁的少年——她惊讶于这份渴望的强烈。她不断去回想拉比和母亲在她去世前两年拍的那张合影，那是在贝鲁特机场的停机坪，他们身后是一架汉莎的喷气式飞机。拉比的母亲飞亚洲和美国的航线；当儿子在家中翘盼时，她尚在为飞机前舱的富商们整备餐食，确保他们的安全带得以系紧，端茶递水，笑颜迎人。拉比记得，每逢该她回家的日子，他会过于激动，几近呕吐。她曾在日本给他买桑葚树纤维做的笔记本，还从墨西哥为他带回阿兹特克厨师的彩绘雕像。人们都说，她长得像电影明星罗密·施奈德[8]。柯尔斯滕的爱的中心，是一种期许，期许将源自拉比长埋心底、几乎从未提及的失落感的那份创伤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