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屋

去年，小妹几次捎话，说我乡居时的屋子太破旧了，须得拆下来重建。我延岩着没有答应。大约是同自己的生命多少生了些干系的缘故，旧物于我总有儿分眷恋，不忍舍弃。旧家亦如此。但是，若以此作为拒绝的理由，又未免太迂阔了，只好推说没有闲钱，等将来再说。

想不到小妹表示要承担所有的费用，于是没有了退路。春节过后不久，忽然听得她在电话里说，屋子即将完工，要我携同妇孺一起赶回乡下做“入伙”一一那是一种颇类城市大厦落成典礼一样的仪式。

待进了新居，才错愕地发现:我已经不是住在自己的家里了！

小屋原来是父亲为村人看病的地方。当我结束了学生时代，开始度农人的生涯时，父亲便将自己的床褥搬到老屋里去，特意把它腾出来，作为我的书房和寝室。这是一个不足十平方米的平房，因为低矮，每临夏日就像蒸笼一般燠热。而今，地方是扩大了许多，且不复是传统的用料和结构，俨然阔人的乡间别墅式的小洋楼。

先前，小屋砌的是泥砖墙。砖块直接来自田间的泥土，厚重而粗糙;砖面上，常常镶嵌着谷粒、稻草根、石子和陶片，无异于天然的图饰。砌料也用泥土，加水，加细沙而已。那是极其简单和谐的组合，令我想起古代哲人关于宇宙基本元素的天才猜测，直至奇妙无比的炼金术。这是一种贫困的美学。真正的美学是素朴的。至于屋瓦，一样用泥土烧制。泥土亦刚亦柔，刚能抵风雨，柔能长青青的瓦菲。大雨来时，瓦顶典典当当，是最粗矿有力的敲打乐;若是细雨，则幽幽作满耳弦声了。门窗一律木质。木质甚好。唯有木质能与泥土的质性相一致。然而，即今无论大门小门都已废弃，换成带有狮面门环的铁门，再也无从寻认父亲当年留下的手泽了。窗子也改做了合金玻璃的，外面装设铁条，且焊成网状。环顾间，我的眼睛乃有火灼般的刺痛。此刻，我憎恨钢铁。

其实，城堡是整个地陷落的。

我不承认在精神之外还存在单纯的物质形式。即如小屋，便贮藏着我的全部生活:梦想，激情，和难言的创痛。而我，唯依凭这毗连了许多一如它简陋、矮小的泥屋子，才领受到了中国乡村的母亲般的慈爱与温暖;而且因为这母爱，才能像一个守夜者那样，在偏僻而黑暗的角落守护个人的信仰。一旦告离小屋，我便失去了所有这些生活中的经验。曾经拥有的经验同现实中的经验是很不相同的。但是，如果只是深闭了一个生活的记忆在小屋里，那么它是否以原来的面貌而存留，于我又有什么意义?

永远的小屋!

在狂流汹涌的年月，它是船，曾经载我在风浪里冲撞过一些时;当我受伤而深感痛楚的时候，它成为岛屿，教我停泊，安憩，沉思周遭发生的一切……

在小屋里，我抄写革命的圣经，大字报，阅读红色文件，各种的战报和传单……鲜红的袖章，在灯晕的映衬下显得多么的庄严而美丽呵！我承认，我斗争过，像许许多多激进的青年那样;虽然幼稚，轻信，盲从，为人所利用，但是生活会校正那许多被指为愚蠢和荒谬的行为。我不只一次嘲笑自己，为命运而悲叹，却至今未敢放弃曾经作为一个革命信徒的关于社会改造的虔诚的愿望。不要说马克思和毛泽东，即便后来阅读葛兰西和卢森堡，卢卡契和哈贝马斯，吉拉斯和哈韦尔，都会使我随时回到从前的小屋。

那时候，小屋四周挤拥着竹帽，镰刀和秧桶，补了的衣裤，书，塑料雨衣，还有用大人旧衣撕剪了做成的小孩的尿片。我过早地做了父亲。生活的艰难与凶险简直来不及预想便骤然而至。

白天，我像一头壮健的牯牛一样劳动，夜晚则像奔赴致命的火焰而在灯罩外壁丁丁撞击的虫峨一样，不倦地阅读和工作。其间，有一门日课是一定得做的，就是到队部里去评定和核对工分。我必须重视工分。那是农民生命的全部，虽然贱，得凑够十个劳动日才买得起一斤肉;以今天的物价折算，仅好换一根冰棍而已，我的全部的经济学知识就建立在这上面。当时，局面的严峻可想而知，尤其在遭到革命的报复以后;如果不寻找别的出路，家里随时有着断炊的可能。

好在父亲在做定“现行反革命”之前，给妻买了一部老旧的缝纫机；这时正好用它替村人缝制衣服，借以维持生计。唧唧复唧唧。从此，小屋子便多出了一种经年累月断断续续的叹息似的声音。我随父亲多年，习得一点岐黄之术，将平日用的书桌做了诊台;两三年后，居然也就成了大队当局恩许的乡间医生，可以公开为村人看病了。

对于中医这门半巫半医的科学，其实我并无兴趣，只是出于谋生的一种权宜的考虑。当父老乡亲为疾病所击倒，呻吟着向我求救的时候，我并没有能够给他们以必需的技术。回想起来，除了抱愧，又能做些什么，可以弥补从前的罪愆?而他们，却以天性的淳良，温存和感激，以贫困，以无边的疾苦，忍耐力，满含希望的挣扎，以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然而平淡无奇的故事，感动我一生。

做了医生以后，在乡间的地位就稳固许多了;至少，公社下来巡察的官员，不再用一贯的不祥的眼光看我。我曾经不只一次地对自己说“要是一生能平稳地做一个农民，就是最大的幸福了！”殊不料，所谓幸福，它的降临是如此容易。多年以后，我才看得明白:革命与反革命，荣誉与耻辱，幸福与苦难，原来都在掌权者的一点头与一挥手之间。

地位一旦获得改善，人就变得容易同现实妥协了。那时，许多在"文化大革命"中覆没的刊物渐次露出水面;对于一直迷恋文字的我来说，这无异于神话中的水妖的诱惑。不久，我的组诗便打印成了铅字，头一次进入省城刊物。仅仅是梦幻的一闪烁，接着，两篇已获刊用通知的文稿，便因"政审"问题而被编辑部先后退了回来。“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发表作品的权利被剥夺了。其实，无论何种气候，都不需要徒有帮闲之志的奴才表达所谓的“第二种忠诚”。

我再次经受了一个"精神弃儿"的苦痛。

我开始怀疑革命。后来我想，真正懂得革命的，往往不是它的敌人，或者坚定分子，而是信仰它，服膺它，为它奔走呼号，甚至出生入死，而最终为它所抛弃的人。

大约一个人，也只有在无路可走时才可能回到他自身去的吧?我为自己背叛了土地和人民，一度忘情于虚假的歌颂而感到羞惭、屈辱和难过。我凝视黑暗，努力看清神圣的因而多少显得有点神秘的事物。过去多少遍阅读鲁迅，直到这时，才觉得读懂了《夜颂》，以及他的那许多写于深夜里的篇章；直到这时，才感受到了某种欲望，从来未有过的欲望:诅咒，控告，抗辩......我知道，它们乃来自我体内最深最黑暗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