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五四、鲁迅与胡适

李慎之先生:

拜读过《中国的道路》，以及近年来先生的一些大作，得知先生如此高龄，仍在社会思想领域里作艰难的探索和启蒙工作，实深感佩！

顷接今年第五期《书屋》杂志，即将先生给舒芜先生的信读完，文中谈五四，谈启蒙，谈鲁迅与胡适，结合个人经验道来，尤足启发来者。先生的论题均是大问题，其中有些我亦曾思考过，与先生颇出入，今不揣谫陋写出就教于先生;因先生是公开刊布的，故不另付邮，权当公开信发表。冒渎之处，乞希鉴谅。

一、首先是五四精神，抑或从“个性解放”说起。

我同意先生说的“个性解放”是五四精神的一个部分，五四运动作为一个精神运动来看，前前后后确乎有着更为丰富的意义，但是，它无疑是最基本的部分。什么叫“个性解放”呢?蒋梦麟写过一篇《个性主义与个人主义》，称个性解放为个性主义，其实与个人主义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前者多表现在文化教育方面，后者则表现在社会国家方面，都是以个人价值为本位的。这是“以平民主义为标准之个人主义”，要旨是“国家社会有戕贼个人者，个人将以推翻而重组之”。对此，五四的代表人物是有共识的。陈独秀在比较东西民族的思想差异时说，“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对于个人主义，他的阐释是：“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看得出来，陈独秀并没有像先生那样，把个人主义从民主、法治、自由主义那里分开，恰恰相反，在意涵方面，它与后者是有密切联系的。胡适提倡易卜生主义是有名的。在文章中，他把这位挪威戏剧哲学家称作“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倾向社会主义的李大钊，同样反对“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倡言“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及个人自由的”。五四活跃一时的无政府主义者更不用说了。而鲁迅，早于 1907年，便撰《文化偏至论》，标举先觉善斗之士，力疾鼓吹个人主义。他认为，欧美之强，根抵在人，说是“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至于《摩罗诗力说》，则把诗作为人类内在精神的一种象征性形式，仍属意在个体反抗；在一片顺世和乐之音中，可谓不同凡响。鲁迅一生所坚持的“思想革命”，即先生说的“启蒙”，便发端于此。总之，个性解放，个人主义，乃是“五四”的灵魂。正因为“自觉至，个性张”，才能一时间产生那样蓬蓬勃勃的，至今被我们视为启蒙旗帜的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当时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不以“个人”解构家族，解构国家，解构传统观念，风俗习惯；一旦消除了个人的自觉意识，一个群体，一场运动，只是一群如古斯塔夫·勒庞所称的“乌合之众”而已。事实上，转眼之间，历史便开始轮流上演一类万喙息响的哑剧，一类乱糟糟的闹剧，如此一直拖完了将近一个世纪。

二十年代中期，郭沫若、瞿秋白等一群青年共产党人便开始批判个人主义，而蒋介石和他的御用文人们则极力宣扬国家主义，集权主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并以此否定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陈独秀组党了，胡适人阁了，只余一个鲁迅一一自称他的思想是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相消长一一荷戟彷徨复呐喊。中国没有个人主义的立锥之地。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后来的如先生所说的“大的意志”。从思想史的方面看，可以说，五四精神的沦亡也就是个人主义的沦亡。

二、其次想说的是：“斗争”何以成为问题?

现今的知识界，好像谁都把可恶的“斗争”同鲁迅联系起来，连先生也如此;甚至因为鲁迅主张“打落水狗”，便说“不免为先生盛德之累”，实在很使我感到意外。斗争在鲁迅这里，从来是以小对大，以弱对强，与权势者自上而下，以强凌弱，以众凌寡的所谓“批判”或“斗争”是大两样的。话语这东西，如果真的不经分析便可以混淆黑白的话，那么对于鲁迅的斗争，则应当换成另一个语词，就是“反抗”。这种基于自由意志的个体反抗，居然有人拿它比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红卫兵运动或别的“痞子运动”，真是匪夷所思。

在过往的人为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里，确实“树立”过不少斗争的英雄典型；但是，在此期间，不也出现了像张志新、遇罗克一样的人物吗?谁可以否认他们曾经同恶势力作过斗争这一事实呢?连先生大为称颂的顾准，其实也都是在暗暗地作着斗争过来的。鲁迅说：“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我以为，这是千真万确的。见到“斗争”的字眼，便感到恐惧，或厌憎到要呕吐，除非把自己置于如鲁迅说的那类“万劫不复的奴才”的地位里去；不然，只能说明了我们从来未曾像鲁迅，或像张志新遇罗克顾准们那样斗争过，只是一味挨“斗争”而已。

与此相关的是“宽容”问题。先生在信中高度评价宽容精神，其实，从伏尔泰、洛克以来，“宽容”一词，都是针对政治和宗教迫害而发的，而且主要是针对国家权力和集团势力而发的。对于无权者个人，免受损害还来不及，如何可也能形成“霸权话语”而要求他“宽容”呢?伏尔泰在著名的《哲学辞典》中撰写过“宽容”的条目，还专门写过一本题名《论宽容》的书，他就认为，宽容精神是有原则的。在著作中，这个主张宽容的人经常使用一个词，就是“败类”有意思的是，有一个时期在给朋友的信中，最后都要写上一个口号样的短语：“消灭败类”。一望而知，“消灭”一词是很不“宽容”的，然而，正是终生对“败类”所作的不妥协的斗争，使伏尔泰成为“欧洲的良心”。至于鲁迅，在先生看来是太缺少宽容精神——谢泳先生称之为“民主风度”——的了。先生例举的“打落水狗”一说，出于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篇；在整本杂文集《坟》里，恰恰这是作者自己最看重的文章。这缘由，或者正如他所说“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其中说的“落水狗”比喻的是“"反改革者”，而且是咬人、咬死人的“反改革者”，明显比伏尔泰的“败类”还要败类。文章的“结末”实在太好，太精警，而且已经回答了好像作者早已料到的关于不宽容的诘难似的问题，先生不妨多读几遍。为了免劳翻检，今一并抄在这里：“或者要疑我上文所言，会激起新旧，或什么两派之争，使恶感更深，或相持更烈罢。但我敢断言，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果然，文章发表以后两个月，“三一八”惨案便发生了。眼见北京政府枪杀了大批请愿的学生，主张“费厄泼赖”的林语堂随即撰文表示收回他的看法，也就是说，不再“宽容”了，并且对鲁迅表示大佩服。可惜后来的人，把这段故事连同刘和珍们的血全给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