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祖国、十字架

鹏霍费尔与马丁·路德·金

“叛国者”

有一本朋霍费尔的传记，叫《力阻狂轮》。这名目，令人立即想到中国的一个古老的成语：“螳臂挡车”。书名出自朋霍费尔书信里的话，表达的是一种自我牺性的决心和勇气；换成我们的成语，意思却刚好相反，变成对一个人的信念的讥嘲了。

不过，从朋霍费尔的行为来看，委实是一只不自量力的螳螂。他抵挡的，全是以个人能力根本无法战胜的庞大的事物:国家政权、帝国教会和战争。

朋霍费尔于1906年2月4日出生于德国的一个优裕的知识分子家庭，17岁进杜宾根大学，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 24岁时就任系统神学讲师。1933年，正当他迎着光辉的学术前景大步迈进的时刻，希特勒粉墨登场。为此，他主动中断神圣的学术生涯，投入艰险的政治斗争而毫不顾惜。他在电台发表公开演讲，揭露大独裁者的政治阴谋，抨击把党的领袖偶像化的政治专制制度。然而，教会跟着希特勒跑了，全国转瞬之间成了纳粹的党天下。

因为教会公开为国家暴政辩护，朋霍费尔不能忍受，决心与之决裂。他不但拒绝担任牧师，而且动员所有拒绝国家主义的牧师放弃职务。 1933年10月，在动身前往伦敦教区工作前夕，他向学生告别说：“现在正是在安静中坚持的时候，并且要在德国基督教会的每个角落埋下真理的火种，好让整座建筑一同烧尽！”在伦敦，他广泛宣传德国的教会斗争，恳请外国教会承认“认信教会”为唯一的教会，而拒绝承认国家教会。

认信教会是在非常时期中，由持不同政见者组成的同国家教会相对抗的教会。1935年，朋霍费尔回到德国，即受聘为这个异端教会组织的牧师，主持讲道课程。希特勒政权一方面控制教会的财政命脉，另一方面摆出民主改革的姿态，致使许多会员纷纷倒戈，回到政府的怀抱。朋霍费尔坚定地表示:决不接受被国家收编的任何尝试。他为那些在认信运动中坚持与国家对峙的受迫害者筹措薪金，把自己的薪水分给学生，最后，还决然放弃了婚姻。他深知，对于一个不妥协的战士来说，家庭是一个累赘；他不希望为此随时遭到国家的恐吓和敲诈，而使未来的坚持变得更沉重。然而，形势愈来愈坏，连教堂上的十字架也为纳粹符号"卐"所取代。认信教会的牧师们虽然不赞同向党和领袖宣誓效忠，但也无力反对，最后甚至一改初衷，做出将拒绝宣誓效忠者一概开除的规定。对于犹太人问题，领导人基本上站到国家一边，只有极少数激进分子持反对迫害的态度。他们发表宣言，控告国家践踏人权，结果致使整个教会背上“叛国”的罪名，起草人和传播者遭到拘捕，最后死于集中营。

1937年8月，纳粹政府正式下达关闭认信教会的禁令。剩下朋霍费尔和他的伙伴，他们不得不拿生命作赌注，违法进行神学教育训练。可是，到了后来，最极端的激进分子也拒绝参与反对国家领导的行为。朋霍费尔彻底孤立了。

鉴于朋霍费尔的危险处境，1939年6月，美国朋友带他离开了德国。本来，这是许多流亡者求之不得的事，可是，他不愿意在人民陷入魔鬼的巨掌时，独自居留安全的境地，在本国被迫害的基督徒最需要他的时候抛弃他们。他确信上帝之手在指引他，于是，随后三个星期，又从美国返回了德国。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战争与和平问题，成了朋霍费尔与纳粹政权为敌的焦点。全国大多数人都在为国家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成就欢呼，而从不追问应当由谁为此付出代价，这种爱国主义的狂热使他十分震惊，于是到处奔走呼告：“希特勒代表战争！”这样，他不得不饱尝苦果，再也无法在德国任何一所大学任教。

1940年，他进入“国防军”反间谍机关担任信使工作，利用合法身份，将德国抵抗运动的目标和秘密计划传达给西方各国。在朋友面前，他不惜牺牲个人的“清誉”，隐瞒自己的真实角色，以便更有效地进行政治和军事的密谋策划。1943年4月5日，他同他的姐姐和姐夫一起被捕。据盖世太保的判决，姐夫杜南义是“策动谋杀领袖运动的主谋和精神领袖”。两年后，1945年4月8日，朋霍费尔同其他五名持不同政见者均以“叛国”罪被处以绞刑。

时隔一个月，仅仅一个月，德国无条件投降。

疯狂的巨轮终于停止了滚动。可是，朋霍费尔，他的从不停止挥动的螳臂连同有为的躯体，已经被碾碎在通往黎明的路上了。

致命的梦想

另一位牧师其实也是挡车的螳螂，他就是美国著名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

金所面迎的狂轮是种族歧视制度。虽然压力不是直接来自国家政权和战争，但是，此间对于生命的漠视和对自由权利的剥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美国历史上的南北战争，以联邦国家对南方庄园主与蓄奴制的胜利结束，可是，在根本意义上，胜利毕竟是妥协的产物，即使在法律上给予黑人以一定的权利，在南方各州，仍然出现大量的歧视黑人的现象。到了二十世纪，由于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联邦政府及时对宪法做出新的解释，立法禁止联邦雇佣中的歧视，禁止动产契约中的种族限制，取消军队和学校里的种族隔离，以及其他形式的公共隔离。这些相关的法律措施，遭到南方种族优越的地方势力的反对，根本无法实行。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的抵制与反抵制的斗争势必持续下去，而民权运动作为“第三势力”，也就在这个痛苦的僵持过程中发展了起来。

1955年12月，在蒙哥马利市，一位名叫罗莎·帕克斯的黑人女裁缝拒绝服从公共汽车司机要她给白人让座的命令，于是被捕，并且被处以10美元罚金和诉讼费，黑人积聚多年的不满情绪顿时爆发起来。他们发起一场大规模的联合抵制行动，原计划拒乘公共汽车一天，结果持续了382天，直到最高法院宣布隔离公共交通的做法违宪时为止。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基层自发发起的维权行动，从此，民权运动便如山洪般地不可遏止了。

在这次联合抵制运动中，黑人领袖们组织了蒙哥马利改进协会，并选举马丁·路德·金为主席。这样，这位年届26岁的牧师，便走到了民权运动的前台。

金出身于亚特兰大美国最大的黑人社区中的一个著名的黑人神职家庭，毕业于当地的莫尔豪斯大学，在切斯特的克罗泽神学院获神学学位，在波士顿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他在他的社区里，致力于追求平等与进步的斗争，把布道者的热情同学者的智慧结合到一起，深获黑人的拥戴。继蒙哥马利运动之后，“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成立，金再次被推选为主席。在考虑到少数人如何能够战胜整个社会，坚持为自由和公正而斗争的时候，金决定采取非暴力反抗的方式。虽然，黑人此前也曾试验过这种策略，但是，真正取得成功的，还是始于金领导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这场席卷全国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