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黑暗

我们的原则都是对的，但是我们的结果都错了。这是一个有病的世纪。我们以显微镜的精确诊断了疾病的起因，但是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应用手术刀，总是有个新伤口出现。

一一〔英〕阿瑟·库斯勒

《中午的黑暗》:阿瑟·库斯勒著，董乐山译。作家出版社，1988。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这是一本令人悸动的书。

《中午的黑暗》最早同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一起，被作家出版社编入“作家参考丛书”。作者与昆德拉同为东欧人，因此在他们的书中，自然含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但不同是明显的。昆德拉的书，使人想起一具具完整、光洁、手艺精巧的器皿，所盛是甘美的酪果；库斯勒的书则像一只容量适中的木桶，厚实，质朴，桶内装的地粮。昆德拉的书充满哲理，在疏密有致的情节中，格言犹如银子打造的饰物一般耀眼。在库斯勒的书里一样有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还有人生哲学；但是，它没有表现为昆德拉式的抽身而出的智慧，它是沉潜的，深入的，进入内心的，作茧自缚的。而且，这种哲学与情节搅和在一起，以致译者把它解说为一部“理念小说”。如果说，昆德拉是思的，库斯勒则是反思的；如果说在昆德拉那里，有一种“不能承受之轻”，那么在库斯勒这里，就有了一种不容回避之重。

十年过后，中译本有了新版。新版本封面由墨蓝色改为绿色，装帧讲究许多，惟扉页多出一幅原著插图。据介绍，插图是作者与人合作的，简洁有力，足以传达原著的精神。图中左右为两条大汉的半侧身，突出各自的大手，夹着一个全裸的犯人，拖过长长的廊道。倘若往长廊远端望去，犹如无底的黑洞；往回看则像一只巨形喇叭，正在播放着一个根本听不到，却是人人都能听懂的恐怖的声音。

小说看起来是一部正剧:新的代替旧的，“人民”始终如一，控制不断强化，社会坚如磐石。问题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并非一致。在这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它们是歧异的，对立的，颠倒的。现实中的喜剧，在道德背景上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现为悲剧:领导即独裁，解放即奴役，前进即倒退，为希望所导引的一切逐步归于毁灭。

这是革命的悲剧。悲剧由众多革命者的命运构成，在作者笔下，他们的命运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差异性，而是趋于高度一致，带有某种宿命的意味。主人公鲁巴肖夫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因接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在欧洲各国长期从事秘密革命的领导活动。在斯大林即“第一号”发动党内大清洗之后，他对党内的政策及由此产生的反常现象表示质疑，于是被捕入狱；经过三次提审，接连的精神折磨，终于承认了强加给他的“叛徒”、“反党”、“反革命”等罪名，最后遭到处决。环绕鲁巴肖夫的活动，展开另外一批革命者的人生轨迹；可怕的是，无论他们的性别、年龄、身份如何，这些轨迹的交叉点都是孤独与死亡。理查德是一个市的小组长，因为竖持说出事实的真相，被认为“散布惊慌气氛”，“有利于敌人”，危害革命而被开除出党。小洛埃长期为党工作，却蒙受组织的怀疑，一度被抛弃为流浪汉；重新工作后，因对组织的——其实是苏联强加的一一决定表示异议，被指为“奸细”最后上吊自杀。阿洛娃是鲁巴肖夫的秘书和情人，可以说，她已经把青春的生命无保留地交给了组织。“你愿意怎么样待我都行。”她的这句话，使鲁巴肖夫终身难忘。可是，由于她的社会关系而被告参与反对派的阴谋时，他仍然做了公开声明，以牺牲她作为代价保全自己。在理查德的眼中，鲁巴肖夫“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可靠可信”。然而，正是这“父亲”般的人物彻底拒绝了他。当鲁巴肖夫对他说“我再也没有话要同你说了”之后，他表现得那么自卑、惊恐、无助。小说有一段注满深情的文字，表达他对组织的留恋:

“同志，但一一但是您不能告发我，同志……”理查德说。出租车慢了下来，离他们只有二十步远。理查德缩着肩站在鲁巴肖夫身旁，他拉鲁巴肖夫的大衣袖子，正对着他的脸说话；鲁巴肖夫感到了他呼吸的热气，额角上有一阵潮湿的感觉。

“我不是党的敌人，”理查德说。“您一一您不能把我喂狼，同一一同志……”出租车在道旁停下，司机肯定听到了最后二个字......

“去车站，”鲁巴肖夫说，进了汽车。司机伸出右手把他身后的门关。理查德站在人行道边上，手中拿着帽子，他的喉结上下迅速移动。汽车启动了，......鲁巴肖夫不想回头看，但是他知道理查德还站在人行道边上，看着出租车后的红灯。

温情使我们感觉到了对面逼人的冷酷。霍布斯的公式：“人对人是狼”。在革命队伍中，在自己的国家内部，一样的血腥，一样的杀机四伏。所谓“敌人”或者“同志”，他们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鲁巴肖夫说：“为了解决意见分歧，我们只知道一个证据:死亡。”理查德们的死亡，是在鲁巴肖夫的记忆中发生的；而现实中的死亡，其蔓延则更为迅速而宽广。在监狱里，犯人常常突然消失。舰队司令鲍格罗夫因为主张建造大吨位、远航程的潜水艇，与党主张小吨位、近距离不同，自然被作为“反对派”被处诀。他被带走时呻吟着，最后留下的，是呼叫鲁巴肖夫的名字时那不像人样的声音。预审官伊凡诺夫彻夜审讯鲁巴肖夫，而且确信鲁巴肖夫会在次日签字，但是等不到这一刻竞已一命鸣呼，原因是有了同情鲁巴肖夫的嫌疑。接替他的是他的部下，冷酷的新人格列金。小说反复多次写到牙疼，以及钉挂肖像的墙壁所留下的空白，那是接连了无数记忆的痛苦和神秘莫测的死亡。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是:正是革命，造就了一个罪恶的世界，荒谬的世界。

然而，各式死亡，以及为此寻找的根据与编造的谎言，都完满地契合于同一逻辑。在前两次提审中，伊凡诺夫对鲁巴肖夫大谈“逻辑”。所谓逻辑，就是把他的思想推理到一个结果，同过去和现在求得一致，同生者和死者求得一致。无独有偶，鲁巴肖夫在入狱前对待他的受害者也同样大谈逻辑。他说：“运动是不讲情面和顾忌的；它毫不在乎地朝着目标前进，把淹死者的尸体冲到航道的拐弯处。它的航道有许多转折和拐弯，这是它存在的规律。不能跟上它的曲折航道的人就被冲刷上岸，因为这就是它的规律。个人的动机，在它看来并没有关系。他的良心，在它看来也没有关系。它也不关心他的脑袋里和内心里是怎样想的。党只知道一个罪恶：那就是背离它规定的航道:只知道一个惩罚:那就是死亡。在运动里，死亡并不是一件神秘的事；它并没有什么高尚的地方:它是政治分歧的合乎逻辑的解决。”正如他所感受到的，运动和党就是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也属于党，他同党的命运是不可分离地连在一起的。作为老一代革命者，伊凡诺夫和鲁巴肖夫是一起成长的孪生子，他们从共同信念的同一脐带中吸取营养，有同样的道德标准，同样的人生观，用同样的方式思想。正因为如此，伊凡诺夫才敢于断定，鲁巴肖夫屈服的时候不会是出于怯懦，而是出于逻辑。逻辑是决定性的。逻辑成了宿命的根由。最后，鲁巴肖夫果然放弃了抵抗，而承认了起诉书控诉他的所有罪行。虽然他曾经质疑过这一逻辑，但是他借以质疑的根据，仍然来自这一逻辑。正如小说所叙述的，“四十年来他一直严格地按照他的教派的誓言，也就是党的誓言生活。他坚持逻辑计算的规律。”他别无选择。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抛弃了一切传统，我们惟一的指导原则是后果逻辑。我们航行没有伦理压舱物。”这是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