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旅行还真的不是一回事

读书读到我这个年龄，有时候会生出“无书可读”的感叹，这不是矫情，而是因为每年的新书榜单等等已经与我的需求无关。

常有人把阅读与旅行并论，其实未必。

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中说：“我们从旅行中获得的乐趣，或许更多地取决于我们旅行时的心境，而不是旅行目的地本身。”若此言当真，那么，阅读的乐趣至少有一半取决于一本书所承载的知识本身，因此，旅行可抬脚就走，去哪儿都是风景，而阅读则必须有所选择。

每次到大学做活动，几乎都会被问及一个问题：“您能否为我们推荐一些书？”

到这个时候，从来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不了解你的知识背景、深度和兴趣，即便是财经类图书，也无从推荐起。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先一头撞进当当或亚马逊，通过口碑评论的路径找出几本读起来，读着读着就知道该如何选择了。

对于入了门的读书人来说，选书是一个经验活，如服装设计师看模特，瞥一眼便知三围、气质，一本书是否适合自己、是否有料有趣，速翻几页便一目了然。而书与人也有投缘之说，有些人的文字你死活读不进去，有些人的书你一读到就好像至尊宝遇见紫霞仙子那样：“咦，千里万里，你真的在这里。”

读书读到我这个年龄，有时候会生出“无书可读”的感叹，这不是矫情，而是因为每年的新书榜单等等已经与我的需求无关，同时，受个人知识体系的局限，费力自觅新食的难度自然便增加了。

遇到这样的情况，各人的对付办法便见其性情。

比如，当年的钱钟书号称“横扫清华图书馆”，直到无书可读，据说他的书房里后来只留下当工具用的百科全书，别人赠书，统统论斤去卖了，他只需反刍本门学问，便满口锦绣。我最心仪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到70岁后也叹息经济学“无书可读”，他的办法貌似就是不读本专业的书了，而对书法和摄影移情别恋。

我自然到不了钱、张二先生的境界，每年仍会抱回一摞一摞的书，而选择的办法大抵有三：

其一，蓝狮子读书会有一项服务，就是每月会从全国各出版社的新书中选出20本，门类从政经到美食林林杂杂，推荐给它的上万个客户。每次审定书单，就是我近水楼台先得月、给自己发福利的时候，常常会挑中几本来看看。

其二，从读到的书中抓出一条线索来，比如去年我细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今年便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找来读了一遍，顺便又撞见赵一凡的《西方文论讲稿》，好好补了一回西方哲学演变史，再接着发现德里达的思想很有趣，就又购进了《德里达传》，这样的经历好比在潘家园古玩市场里觅宝，随心所触，便是欢喜。

第三个办法就是设定一个研究的方向，一路死磕进去。近年来，我对知识分子及企业家在当代社会中的角色问题非常感兴趣，手头便渐渐搜罗了好些与此有关的书籍，在阅读中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具有很强的前沿性，特别是在中国这个转型社会，知识的供应和传播市场正发生很炫目的衍变。读着别人的书，想着自己的心思，手就开始发痒，保不定哪天我会写出一本《企业家与中国社会》。

关于阅读，我还很同意卡尔维诺的说法，即一个人必须建立自己的“经典书目”。

在他看来，“我们年轻时所读的东西，往往价值不大，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耐心、精神不能集中、缺乏阅读技能，或因为我们缺乏人生经验。”所以，一个人的成年生活应有一段时间用于重新发现青少年时代读过的最重要作品，“当我们在成熟时期重读经典，我们就会重新发现那些现已构成我们内部机制的一部分恒定事物，尽管我们已回忆不起它们从哪里来”。

对于大多数的人而言，要实现卡尔维诺的这一认知进化，绝不是从一次阅读到另外一次阅读的过程，其中，必须加入日常生活的琐碎、磨难和喜悦。

作为一个当代读书人，要过一种纯粹的书斋生活，是绝无可能了，海涅在评价康德的一生时说：“此人是没有生平可说的。他每日的生活，就是喝咖啡、写作、讲学、散步，一生雷打不动。”我没有看到过比这更震撼的生命评价，但是，这仅仅是康德式的人生，今天让我过这样的生活，还是直接把我跟房祖名关在一起算了。

“那么，下一次旅行，你会在旅行箱里压进哪些人的书？”最后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加缪、桑塔格、约翰·伯格、三岛由纪夫、北岛或董桥……

他们的书有几个共同特点：文字美到极致，知识密度极大，都比较薄，适合消乏，利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