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现实里的等级观念

一

在中国，大师特别是文学大师给人以肃然起敬的感觉，例如人们认为鲁迅是大师，提到这个名字就像提到自己的精神上的父亲，大师是楷模，大师是先行者，大师是英烈，大师是光辉的旗帜，大师是某种终极关怀与绝对理念的象征；大师是权威（业务的尤其是道德的人文精神的即人类美德的），大师不容损毁、不容亵渎、不容不敬；大师是天一样崇高和海一样辽阔的崇敬与热爱对象，阐释和表达对大师的崇敬本身也是伟大崇高和不容苟且的事业。

大师一词相当于英语的master，但master远远没有中文大师一词这样神圣的意义。查一下牛津词典，在master词条下的解释包括：一、雇主。二、熟练技工、能手、独立经营者。三、男户主。四、商船船长。五、狗、马等的男主人。六、男教师。七、硕士。八、少爷。九、院长。十、艺术大师。十一、控制某种事物的人。十二、原版影片、磁带等。十三、指挥的、高超的、优秀的。十四、自己做主；自己说了算。（见商务印书馆和牛津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

这么多富有生活气息的，就是说比较自然、比较平常的解释，像是给大师这个圣殿一下子打开了许多透气的窗户，这会不会使人感到轻松一点，呼吸自如一点，使人用到这个词时脸色好看一点，但是否会降低了大师的规格呢？请英语专家教我。

英语没有把握，维吾尔语我是熟练的。维语中称大师为ustaz，其含义大致相同于汉语的师傅。任何能工巧匠都可以称为ustaz，而任何活计干得好都可以称赞曰：“Bagusta！”就是说干得真熟练、真在行。去掉一个z为的是当副词用。“文革”时讲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云云，也是用的“伟大的ustaz”。我到新疆开始扬场扬得不太好，后来扬得好了，就被称为ustaz了。

故而，在新疆，人们也常常把类似大师的ustaz一词译作匠人，如果把伟大的导师译成伟大的匠人，会不会更亲切一些呢？大师者匠人也，操维语和懂维语的作家，讨论起谁谁是不是文学大师即文学匠人来，大概没有操汉语者那样悲愤。

中国长期处于尊卑长幼分明的等级制社会，语词也带有分明的等级色彩，不仅大师一词如此，作家（在多数外语中不过是写者之意）、总统（在英语中也指大学校长或某些机构的头一把手）、伟大（在有的外语中也可指甚好或大量）等词亦是这样。这样反过来，语言的等级色彩又强化了现实的等级观念。

那么汉语的“大师”“作家”诸词是不是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人文精神的敬意呢，事物的意义都不是单一单向的，这也不妨一想。

二

一个很精彩的说法，说中国的骄傲是有了一个鲁迅，中国的悲哀是只有一个鲁迅。

具体的大师是永远不会有第二个的，不仅鲁迅如此，我们也可以问中国谁是第二个曹雪芹，谁是第二个李白；我们可以问英国人谁是第二个莎士比亚，谁是第二个狄更斯；我们可以问法国人谁是第二个巴尔扎克，谁是第二个普鲁斯特；问西班牙人谁是第二个塞万提斯。在现代印度，谁是泰戈尔第二，我们也不知道。

如果我们崇拜大师，那么大师的首要条件是独创性不可重复性，大师都是第一而且都是唯一，没有第二，有第二的能复制的不是大师。大师的重复产生只能是灾难，文学尤其如此。

我也不知道哪个国家的哪个作家具有鲁迅式的严峻、深邃、凝重的道义权威，托尔斯泰当年也许在道德完成上比较出色，但也颇具争议。列宁、契诃夫都对托翁的道德自我完成说教不以为然，嘲讽有加。托翁似乎并无后来鲁迅式的权威。那些被某些人向往膜拜的诺贝尔奖金得主，更没有谁具有这种权威——所以不仅是中国，就是外国，也没有第二个鲁迅，不论是海明威还是加西亚，不论是帕斯捷尔纳克还是帕斯，都缺少鲁迅式的伟大人格影响，更不要说得了诺奖后又与纳粹合作的挪威作家哈姆逊了。他们是匠人，不是中文意义上的大师。

三

然而有一种理论令我懔然怵然，就是把鲁迅与中华民族分裂开来、对立起来，以鲁夫子的洞明证实国人的卑劣与没有希望，以鲁迅证明中国现当代其余作家的不足取，声称鲁迅是“一个人与全中国战斗”等。我有时候爱较劲即抬死杠：“如果一个人与全中国战斗，那是为了谁战斗呢？为外国？为联合国但不包括中国？为人类但不包括华人？”当然也可以解释为爱之深责之切，鲁迅深深地了解国人的弱点，沉重地鞭挞的目的还是为了国人的自救，鲁迅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我直觉地认定鲁迅是非常中国的现象、非常中国的人物、非常中国的英雄，中外都无法重复。

四

大师的道义资格与技艺资格之间的关系问题，有时也颇让国人心焦。我们自古是重视道义资格的，讲人生，讲价值，最后都要归结到讲道义上，我们的政治常常是道德化的政治，故有王道、霸道的辨析，故有贰臣、忠臣的区别，这种概念至今被某些人乐道。我们的文化也常常是道德化的文化，叫作文以载道。修齐治平的理想的核心是通过个人的修身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先器识而后文艺，这是古往今来的不易律条。不论是从政从文，要取得参与的资格首先要取得道义资格。这方面从政的人好讲一点，有了权、有了政绩、有了群众拥戴，什么事都好说。从文的人则要跟着风接受各种审查和议论，先跟着风犯错误，再跟着风受批评。不但领导要你说清楚，人民尤其是同行更要求你在时过境迁之后说清楚。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提倡的是又红又专，一九六六年春为又红又专问题某权威大报就连发许多篇社论，一论再论达到吓人的许多论之多。现在则叫作德艺双馨，亦即选拔干部上的德才兼备，具体内容有不同，但思维模式差不多。

这当然是事出有因的，革命的威严与权威是压倒一切的，新生的革命政权，要求的首先是政治上的忠诚可靠即红，如果你心怀叵测，技艺上再好也要批倒、批臭，至少是要封杀的。

外国人也有他们的类似又红又专、德艺双馨的价值系统，当然只需改动一字，即把红改成白或其他颜色即可。外国人不那么单一，至少是作多元状，鼓励完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异议者，再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新左翼直至共产党人眉目传情、心心相印，有时候也还是有戏看的。

有趣的是我国如今的某些新新论者，也掌握着一个又X（红以外的颜色）又专或德艺双馨的标尺，只是把标准颠倒一下，你认为进步的、红的、有德的，我认为是软骨，你认为不红的，疏离的乃至有那么点反动的，我认为是宗师、是风范。他们分析起具体的知识分子来，其严肃性与诛心性，其用语与方法的严厉，很像是党的小组生活会上思想帮助、批评与自我批评。标准虽然倒了个个儿，思想方法、思维模式、语言与表达方式并无不同；风向虽然变了，跟风哄秧子的劲儿并无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