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语言孤独(5)

感觉的转换

因此，吕湘进一步的研究就是在黑暗中不经由发声而用触觉去认识自己模仿不同骂人口形时脸部肌肉的变化。

写这部小说时，我自己会玩很多游戏，例如用触觉替代听觉。我曾经在史丹佛大学教学生汉语时，教学生用手指头放在嘴裡去感觉舌头的位置，虽然不发声，但是只要舌头位置放对了，就可以发出正确的声音。这是一种语言教学法，可以矫正学生為了发出和老师一样的声音而用错发音方式，先让学生学会舌头发音的位置，例如舌尖放在牙齦底下，先用手去感觉，最后再发声。吕湘在做的就是这个动作。

我们都知道海伦．凯勒，她听不到声音，可是她针对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写过一篇伟大的评论。她用手放在音箱上，随着节奏、旋律所產生的振动，用触觉去听，再写出她的感觉。她证明了人类的感觉是可以互相转换，听觉不只是听觉，也可以变成触觉。尤其在汉文系统裡，任何一个声音都是有质感的，我们说这个人讲话「鏗鏘有力」，是说语言有金属的质感；我们说这个人的声音如「洪鐘」，或者「如泣如诉」，都是在形容语言的质感。

以诗词的声韵而言，如果是押江陽韵、东鐘韵，写出来的诗词会如〈满江红〉的激愤、昂扬和壮烈，因為ㄥ、ㄤ都是有共鸣、洪亮的声音；若是押齐微韵，是闭口韵，声音小，就会有悲凉哀愁的感觉，如凄、寂、离、依等字都是齐微韵脚。我们读诗，不一定是读内容，也可以读声音的质感，或如细弦或如锣鼓，各有不同的韵味。

这个研究远比直接模仿发声要困难得多。有一些非常细緻的肌肉，例如左眼下方约莫两公分宽的一条肌肉便和舌根的运动有关。

这一段内容也是我杜撰的，读者可不要真的对镜找那条肌肉。然

而，发声所牵动的肌肉，甚至内臟器官，的确是微细到我们至今未能发现，例如发出震怒的声音或无限眷念时的声音，会感觉到身体内有一种奇妙的变化，所谓「发自肺腑」是真有其事。有时候我演讲完回家，会觉得整个肺是热的，而且叁、四个小时不消退。

语言与情绪的关系

我相信，语言和情绪之间还有更细腻的关系，是我藉着吕湘这个角色所要探讨的。

舌根常常把恶毒咒骂的语言转成歌颂的文字，如「好个吕湘！」

好个吕湘！可以是讚美，也可以是咒骂，他可能等一下就会被砍头，也可能下一秒变成英雄。民间常常用这句话，就看你用什麼情绪去说，意思完全不一样。而吕湘已经自我锻鍊到一看这个人的肌肉跳动，就知道对方说出此话是褒是贬。这裡语言又被颠覆了，本身有两种南辕北辙的意义，当你说「好个吕湘！」声音是从喉咙出来时，你已经恨得牙痒痒。所以语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绝对不是只有单一的意涵。就像前文所说，不要听他讲了什麼，要努力去听他没有讲什麼，这是文学最精釆的部分。

但是，一旦舌根用力，咬牙切齿，意义完全不同，就变成了恶毒的咒骂了。由於舌根看不见，所以，必须完全依靠左眼

上那一条细緻的肌肉带的隐约跳动才看得出来。

吕湘这一发现使他又有了新的研究的快乐。使他不仅在夜晚别人睡眠之后独自一人在房中做研究，当他对这种舌头扩及人的嘴脸的变化研究到得心应手之时，吕湘便常常走到街上去，看着大街上的人，看他们彼此间的谈笑、和蔼可亲的问好。只有吕湘自己知道，他并不是在听他们说什麼，而是在听他们「没有说什麼」，那丰富的人的面容肌肉的变化真是有趣极了。

读者可以想像，写这段文字的作者，在那段期间亦是常常走在街上看人说话，却是听不到声音的。

当我们用超出对话的角度去观察语言，语言就会变成最惊人的人类行為学，远比任何动物复杂，这裡还牵涉到很多人际关系，例如前面提到的宋江和阎惜姣，夫妻之间的语言别人很难了解，他们可能是在打情骂俏，别人听来却是像吵架。

张爱玲的小说写得极好，一对夫妻在街上吵，丈夫说出的话恶毒得不得了，甚至要动手打妻子。旁人看不下去报了警，因為当时正推行新生活运动，丈夫不可以这样对待妻子。正当丈夫要被抓进捕房时，妻子一把推开警察，拉着丈夫说：「回家吧！回家吧！回家你再骂再打。」这是夫妻之间的语言，并非一般人从字面上了解的状况。

所以我相信语言也建立着一种「他者不可知」的关系。罗兰．巴特在《明室》这一本讲摄影美学的书中，开头就说，他的母亲过世了，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在抽屉中看到母亲五岁的照片，他突然深刻地感

觉到原来母亲真的五岁过。因為母亲的五岁对他而言是不存在的，他也无法了解，藉由母亲的照片，他开始探讨摄影、影像的意义和价值。

我想，语言就如同这张照片，常常会变成个体和个体间一个不可知的牵繫。

又好比我的母语，是母亲给我的语言，这个语言对我而言就像紧箍咒，我不常用这个语言，只有去看母亲的时候，会跟她说母语，而当我说出这个语言时，我整个人的角色都改变了，我平常的逻辑、平常的人性价值都消失，变成了母亲的儿子。

一九八八年我到西安，我的母语就是西安的地方话，所以一下飞机我觉得非常混乱，满街的人都是用我的母语在交谈，那是一种很怪异的感觉，他们和我很陌生，但是他们的母语竟是我的母语。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语，那是不容易理解的，它以另一种记忆模式存在基因和身体裡面，会变成很奇怪的东西。因為母语对个人的意义难以形容，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就不尊重别人的母语。

我最近在读夏曼．蓝波安的书，他来自一个只剩下两千多人的兰屿达悟族，如此努力地想要找回他的母语，可是这个语言从日据时代就已经消失了，当他的族人会说闽南话、普通话，就是不会讲达悟语，母语带给他的哀伤，对他生存所產生的意义会是什麼？我反覆地读他这本得奖的小说《海浪的记忆》，写他父亲八十几岁蹲在兰屿的海边，他说：「父亲是很低的夕陽了。」

他用汉字写，可是我们知道，汉语不会用「很低的夕陽」，而会用衰老、将死、迟暮。夏曼．蓝波安没有用这些字辞，而是坚持达悟语的特殊语言模式。

沟通的开端

我们可以用类似西方符号学的方法，把语言重新界定為「既精确又误导的工具」，语言本来就是两面的刀，存在一种弔诡，一方面在传达，一方面在造成传达的障碍。所以最好的文学就是在语言的精準度裡製造语言的曖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