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革命孤独(2)
赢了政权却输了诗与美
我想,很多人都无法接受,我将革命者定义成為「某一种程度现实世界中的失败者」吧。
《史记》裡有两个个性迥异的人物:刘邦和项羽,你读这两个人的故事会发现,刘邦的部分真是没什麼好读的,甚至有点无聊。但刘邦真的是这麼乏善可陈吗?不然,是作者司马迁对他没什麼兴趣,因為他成功了。作為一个歷史的书写者,司马迁对於现世裡的成功者其实是不怀好感的,这裡面不完全是客观的对错问题,而是主观的诗人的抉择,他选择了项羽作為美学的偶像。所以我们今天看《霸王别姬》,不管是电影或戏剧,都会為霸王在乌江自刎、与虞姬告别而感动,它根本就是一首诗。
我们不能确定歷史上的楚霸王是不是真的如此浪漫?可是,司马迁成功地营造了一个革命者美丽的结局和孤独感,使得数千年来的人们都会怀念这个角色。
这是不是就是文学的职责?文学是不是去书写一个孤独者内心的荒凉,而使成功者或夺得政权的那个人感到害怕?因為他有所得也有所失,赢了政权却输了诗与美。
我们从这个角度解读《史记》,会发现司马迁破格把项羽放在记载帝王故事的〈本纪〉中并且在最后「太史公曰」中暗示「舜目盖重瞳子,项羽亦重瞳子」,将项羽与古代伟大的君主舜相比。最精采的
还是司马迁写项羽的生命告别形式,诚所谓「力拔山兮气盖世」,把项羽的性情都写出来了,完全是一个美学的描述。
我想,刘邦在九泉之下读到《史记》,恐怕也会遗憾,他赢得了江山,却输掉了歷史。后人怎麼读《史记》也不会喜欢刘邦,却会对项羽充满革命孤独感的角色印象深刻。
从严格的史学角度,我会对项羽的直实性格產生怀疑,但项羽的英雄化正代表了司马迁内心对孤独者的致敬。所以,你可以看到《史记》中所有动人的场景,都跟孤独有关。
例如屈原,当他一切理想幻灭,决定要投汨罗江自尽前,「被发行吟泽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他回復到一个诗人的角色,回到诗人的孤独,然后渔父过来与他对话。我不禁怀疑谁看到憔悴的屈原,又是谁看到他和渔父说话?是渔父说出来的吗?
然而,我们读《史记》时不会去追究这个问题,因為美超越了真假。我们愿意相信屈原就是「被发行吟泽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一个孤独革命者的形象。
《史记》裡还有一个非常美的画面,是关於荆軻。荆軻為了燕太子丹对他的知己之情,决定要去行刺秦王,而他也知道当刺客是一去不回的,所以在临行之时--司马迁真的非常善於书写孤独者的告别时刻--所有人都是穿白衣素服来送行,送到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这裡依据大陆作家张承志的考证,「筑」是一种失传的乐器,据说是一片薄薄的像板子一样的东西。高渐离把铅灌注在筑裡,拿筑去
行刺秦始皇。
在告别时刻,高渐离击筑发出高亢的声音,然后大家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復返」,这是生前的告别,人还活着却是死亡的形式。
不论是项羽、屈原或是荆軻的告别画面,都是让我们看到一个革命者孤独的出走,而他们全成為了美学的偶像。相对地,刘邦、楚怀王、秦始皇全都输了。我们可以说,司马迁是以《史记》对抗权力,取得权力的人,就失去美学的位置。这部书至今仍然有其地位和影响力,未必是在歷史上,更可能是因為一个人的性情和内在的坚持。
革命者等於失败者?
因此再思考「什麼是革命孤独?」的问题时,我会把革命者视為一个怀抱梦想,而梦想在现世裡无法完成的人。梦想越是无法完成,越具备诗的美学性,如果在现世裡梦想就能实现,那麼革命就会变成体制、变成其他的改革,而不再是革命。
今天在我这样的年龄,回想大学裡诗社的朋友,毕业之后,此去艰难,每个人走到不同的路上去;有的人从政做官,也有人继续在南部村落裡教书,相信他当年相信的梦想。有时候我会想,也许有一天我也要写《史记》,那麼我的美学偶像会是谁?
一个社会裡,当人性的面向是丰富的时候,不会以现世的输赢作為偶像选取的依据。就像《史记》裡,动人的都是现世裡的失败者,项羽失败了,屈原失败了,荆軻失败了,可是他们的失败惊天动地。
《史记》裡还有另一种革命的孤独,迥异於政治革命者,我要说的是卓文君。我们可以想像,一个新寡的女子遇到心仪的人,在社会道德体制的规范下,她是否有条件或被允许再谈一次恋爱?这在今天都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在司马迁的《史记》裡,司马相如看到新寡的卓文君,没有想到要遵守什麼体制礼教,只觉得她真是美,就写了〈凤求凰〉去歌颂她。霎时,卓文君被打动了,发现她还可以再去追求生命裡最值得追求的爱,但也因此,她必须对抗她的父亲卓王孙。
卓王孙是四川有名的富豪,就算要改嫁女儿,也不可能让她嫁一个穷酸小子,所以他先是搬出礼教教训卓文君,并且警告她如果一意孤行,家產一毛都不会给她。
我们提到革命的孤独都会联想到政治,但真正困难的革命往往是道德的革命、礼教的革命。我将卓文君视為一个革命者,就是因為她听到父亲的威胁后,当场与父亲决裂,和司马相如私奔。最厉害的是私奔也不跑远,就在爸爸家门口当鑪卖酒,直是把爸爸气死了。《史记》裡还写到:「相如身自着犊鼻禈」,「犊鼻禈」是有点像丁字裤的衣着,因為是卖酒的劳动阶级了,穿着当然不可能太漂亮。
卓文君所进行的革命,恐怕是比项羽、荆軻更难的。我们看到男性的革命者总会以决绝的姿态出走,情绪非常悲壮,得到许多人的认
同;而女性的革命少了壮烈的气氛,却是加倍困难,因為綑绑在女性身上的枷锁远多於男性,当她要颠覆所有的礼教、道德加诸在她身上的束缚时,是一场伟大却不容易被理解的革命。
所以,我觉得司马迁真了不起,他為这个文化找到许多出口。今日我们还在议论一个女人的贞洁,表示我们都不如两千年前的司马迁。他没有用道德议论卓文君,他用真正自我的出走去歌颂这个敢做敢当的女子,至於「敢做敢当」是对或错,是她个人的事情,与他人无关。很多人说司马相如最后还不是变了心,而嘲讽卓文君「既知今日,何必当初」,可是我认為卓文君对她自己的选择清清楚楚,这就是一个革命者,而革命者不管承担的是政治的压力、道德的压力,都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