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故事

一

“白发才人鸠首杖，红牙女部柳枝词。”这是《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写冒辟疆的两句诗，色调很艳丽，不大像是写一个古稀老人的。冒辟疆是“明末四公子”之一，他和秦淮名妓董小宛的婚恋又被渲染得那样风流旖旎。从诗中看，直到晚年，他的小日子似乎仍旧很滋润。孔尚任比冒辟疆大约小三十多岁，原先也没有交往，这次他奉旨到里下河治水，邀冒辟疆来聚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创作《桃花扇》搜集南朝遗事。在他眼中，冒辟疆大概仍是那个潇洒脱尘的贵公子，安度着倚红偎翠的遗少生涯。其实冒当时已相当落魂，一个百无一用的文人，又抱着不仕新朝的气节，在那个时代不会很得意的。

冒辟疆是江苏如皋人，他和董小宛的香巢水绘园在如皋东门。今天，当我不经意地注视那里时，突然觉得通达其间的曲径回廊竟是那样熟悉。在这一瞬间，我感到一阵悚然。三十年了，为什么转来转去又回到了那里的朱门红楼？往事依稀，如烟如梦，是那片浸渍过我们泪水的雕栏粉墙么？是那些抛掷得漫天飞落的扇面条幅么？是那条在浮躁的脚步下颤抖的白石甬道么？是那座湮没在如血残阳中的湖心小亭么？久违了，水绘园，听说今天你游人如织，红男绿女络绎不绝，那是你的风采和韵致使然，可你为什么要用洗钵池边轻曳的柳枝来撩拨我这韶华不再的鬓角和已然苍老的情怀呢？

走进水绘园，是在三十年前那个秋天的下午。学校里组织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那时候，这种活动正方兴未艾，七亿中国人在意气风发的同时又泪雨滂沱，构成了当时社会的一大景观。那是一个张扬激情，把悲痛、愤怒和喜悦都推向极致的时代；那是一个缅怀贫困，讴歌破衣烂衫的时代；那是一个面对过去，在苦难的坐标上体味幸福感的时代。正是在那个时代，我走进了水绘园。比起先前参观过的类似展览，这里当然要更加恢宏精致，也更具艺术色彩。半个多世纪的深仇巨痛被镶嵌在一座极尽工巧的古典园林里。深院静，小庭空，这里本来该是佳人移步、月华弄影的安恬所在，眼下却陈列着收租院里带血的镣铐和账册，这种反差本身就很有震慑力。印象最深的是，在一间帘栊深重的闺房里，展示着地主用烙铁拷掠农民的场景，制作者别出心裁地在火炉里使用了电光装置，造成炉火腾腾欲燃的感观效果，当时在我们看来，这无疑是相当先进的高科技了。站在那阴森森的泥塑前，我和不少同学都哭了，哭得很真诚——那时候，我们大抵还不懂得什么叫矫情。

走出展览馆时，一个如皋本地的同学突然轻声说：“这里原先是冒辟疆的别墅，叫水绘园。刚才第二展厅那里，就是他和董小宛住的水明楼。”

冒辟疆和董小宛是何许人呢？我是从邻县一个偏僻的乡村走来的，刚刚考取这里的省立高中，诚惶诚恐地走进了这个末等都市。一个乡下的农家子弟，无论是对宏观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史，还是对古城如皋的人杰地灵都知之甚少。在这以前，我并不知道这两个如皋人的名字，不仅是我，周围的绝大多数同学也都不知道。我们当然不难想象，那个曾经盘踞在水绘园里的冒辟疆，大抵就是展览中那种大腹便便、捧着紫铜水烟袋、戴着瓜皮小帽的土财主，或者干脆就是那个举着通红的烙铁逼向农夫胸脯的恶棍。而董小宛则是个妖里妖气的地主婆无疑。

那位同学望着洗钵池里楼台的阴影，又轻轻地念了两句古诗，那语调和神采，很投入的样子。现在想起来，大概是杜甫的“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吧。他是全校公认的才子，平时有点小布尔乔亚式的多愁善感，因此，他知道冒辟疆和董小宛，也能在那种情境下随口念出两句关于“水明楼”出典的杜诗。我当时没有想到，正是这种气质，酿成了他后来人生的大悲剧。

暮色已经很浓了，落叶萧萧，作弄出深秋的清冽。1965 年的秋天似乎特别短暂，时令才是10 月，不该这样肃杀的，难道它也有某种预感么？——不几天以后，上海的一家报纸就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中国大地上一个漫长的冬季就要降临了。

那一年，我十五岁，当青春的第一步刚刚迈出的时候，我走进了水绘园。命运似乎注定，我今后的人生道路将要和这座园林产生某种阴差阳错的牵系。

又是一年的深秋，我背着只挎包——是那个年代很流行的草绿色仿军用挎包——独自来到了水绘园前。洗钵池边万木萧疏，池水里飘荡着大字报的碎片。在那扇紧闭的大门前，我徘徊了许久，才找到了一处偏僻的小门。那么就走进去吧，在这堵灰褐色的旧墙背后，或许隐藏着一份与外面的狂躁悖然有别的宁静。

为什么要走到这里来呢？难道仅仅是为了寻找一个宁静的角落，寻访两个在这里深居简出的同学吗？我说不清。在整整一个夏季和秋季，我都处于这种无所适从的“说不清”之中。我是个天生孤独而懦弱的乡下人，这可能应归结于从小没有父亲，性格中缺乏强悍的阳刚之气。我不敢在一堆古今中外的名著下燃起一把大火，不敢把棍棒扫向寺庙里衣褶飘然的神像，也不敢带头喊出一声“打倒”某老师的口号，或揪着他的头发让他请罪。每当这时候，我总会感到一种良知的召唤，为此，我经历了不知多少次自我谴责和自我激励。很好，一场急性肝炎把我送回了乡村，等到病愈回校后，校园里已一片空寂。经过那阵所向披靡的横扫，泼墨淋漓的发难和金刚怒目的批判之后，同学们又打起背包，呼啸一声串联去了。我辗转打听，才知道班上只有两个同学没有走，他们是第一批“公派”的赴京代表，接受了伟大统帅的检阅回来后，在水绘园看守破“四旧”的抄家物资。

那两位老兄在这里大抵也是很无聊的，见我来了，有如孤岛上的鲁滨逊遇上了未开化的土人“星期五”一般，津津乐道地向我展示着这里的“奢华”。确实，一座文化古城的抄家物资，若稍加拾掇，装备一家星级宾馆再加一座博物馆是绝对不成问题的，足够二位受用的了。光是那床上，就叠着两张钢丝弹簧垫（现在叫“席梦思”的那种），又盖着不下七八条锦缎棉被，真有点暴殄天物。坐在那松软的钢丝床上，我突然感到一阵困惑，这么多棉被盖在身上，不会压迫得难受吗？两个世代赤贫的农家子弟整天泡在这里，伸手所及，说不定就是件价值连城的玩意，时间长了，这里的一切变成了寻常生态，他们还能走出这堵旧墙吗？这似乎是一个带着理性色彩的人生哲学问题，我不愿去多想，因为一位同学又抓起一幅字画，诡谲地对我说：“你看这是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