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州钩沉

一

上了淮河大桥，风便直往脸上扑，虽是阳春三月，却仍有几分凛冽的意味。桥很长，北望是无垠的旷野，点缀着青砖灰瓦的平房，隐隐传来几声鸡鸣狗吠，渲染出一派牧歌情调。东去的河面愈显开阔，不远处就是洪泽湖了。此刻我却不忍去看，这里的水啊，太浩茫，浩茫得亘古无边，天涯无际，让人心里发冷。

那么，就走进桥北的那片旷野吧。

旷野的南沿是莽莽苍苍的淮河大堤，村民大都沿堤而居，往北便很寥廓，似乎有意要留下一片供人凭吊的空间。我走在村里的机耕道上，脚步轻轻的，仿佛怕惊醒了什么，因为我知道，在我的脚下，沉睡着一座千年古城。

这座古城叫泗州，在从后周到清初七百余年的中国政治文化史上，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相当高，特别是在南宋和金帝国隔淮对峙的百余年间，这个名字常常和兵连祸结的征伐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政治大事件维系在一起。但泗州的沉沦并不是由于铁血和马蹄的蹂躏，而是由于一场天灾。清康熙十九年（1680 年）夏天的某个夜里，泗州被溢出淮河大堤的洪波所吞没，从此深深地埋沉在地下，算起来，已经又是三百多年了。

脚步轻轻的，带着祭奠的虔诚和庄严，走过茅草丛生的阡陌，走过缀满野花的河坡，走过春苗的新绿和牧童的笛音，在我的脚下，沉睡着一座三百年前的古城。就人类历史而言，三百年算不上很长的历程，但也绝对不能算短。三百年中，多少一代天骄灰飞烟灭，多少倾国红颜成了腐骨一堆，多少悲欢荣辱被洗刷得了无痕迹，那么我脚下的这座古城呢？它被静静地定格在地层深处，年复一年地看江山易代、淮水东流，仍旧是旧日容颜么？

在这以前，我已经从地方志上见过古泗州的地图，对这座古城的大体格局了然于胸。因此，在这初春的艳阳下，我在旷野上的每一步都超越了时空的框范，在古城的石板街上激起悠远的回声。据地方志记载，泗州城的周长为九里三十步，依此推算，则直径当为三里左右。下淮河大桥往北一箭之地，当是旧日的东门吧。从东门入城，沿着通衢大街西去，不久便是州衙公署了。都说八字衙门朝南开，可这里的衙门却是向东的，正对着淮河的流向。这座宏敞堂皇的建筑是古城的神经中枢，门前的旗杆石大抵还在的，每年的封印仪式、迎春典礼以及判案、排衙和送往迎来之类在这里演绎得很热闹。但这些都是虚应文章，没有多大意思。真正有意思的故事发生在州衙前面的商业街和平民区。寻常百姓的喜怒哀乐是最生动的社会生活情节，所谓“淮上风情”更多地潜藏在这里锱铢必较的市声俚语中，潜藏在幽静陋僻的小巷深处。当然，这中间也少不了爱情——小家碧玉的婚恋是充分世俗化的，虽不那么浪漫，却更加缠绵深挚。

从州府衙门往南，通过市招掩映的商业街，脚下该是古泗州的南门了，据说这里当年是一片自由市场，很繁华的。此刻我看到的却只有几座恬静的农家小院，一个女人坐在门前纳鞋底，春晖慵倦，树影婆娑，那动作和神采，安闲得令人心折。门前的小河边，一个穿花格衫的女孩子在用门闩捶衣，声音贴着水面传得很远。阳光懒懒的，映着墙头上的宣传标语，再看看那落款，心头不由得一阵激灵：城根村。难道说，这农妇和女孩正坐在当年的城堞上么？她们当然不会想到，在自己身下的这块土地上，曾发生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那报警的锣声，曾撕裂了多少颤栗的心灵……

二

领略古泗州的繁华，最初是在苏东坡的一首《行香子》词中。时值东坡居士生命的秋天，政治上很不得意，那桩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把他从京师赶到了黄州。几年以后，皇上开恩，又转徙汝州，因为那里离京师较近。但诗人看中了山清水秀的宜兴，想在那里置几间房子打发晚年。“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已经心灰意懒了。于是一边带着家小向汝州进发，一边向皇帝上表陈情。他走得很慢，希望自己的请求得到皇帝的批准，也就不必再到汝州去了。当时的景况实在恓惶，全家人连饭都吃不饱，他给朋友的诗至少有三首提到饥饿，有一首甚至自比饥鼠，整夜啃咬东西。这样，一路磨磨蹭蹭地到了淮河边上的泗州，一家人实在走不动了，苏东坡决定在泗州小住，并向皇帝发出了第二封哀告信。泗州太守是个简朴诚实的山东学者，对这位名满天下的大文豪心仪已久，晚上陪苏东坡渡过淮水到南山去玩。淮水上有一座长桥，泗州扼淮上咽喉，是战略要地，天黑以后是不准过桥的，违者将处以很重的刑罚。为了陪苏东坡，太守不惜违规过桥。两人玩得很尽兴，苏东坡自然要作诗填词的，于是有了一首《行香子》，其最后两句为：“望长桥上灯火乱，使君还。”

想不到这几句小诗却让太守受了一场大惊吓。第二天，太守读到这首词，连忙找到苏东坡，说：“你闻名全国，这首词一定会传到朝中。普通老百姓晚上过桥要罚两年的苦役，太守犯法，一定会更重。我求你不要把这首词拿给别人看。”

这位太守是老实人，他的惧怕是有道理的。苏东坡笑道：“老天爷，我一开口便是罪过，岂在苦役二年以下？”

不知苏东坡采取了怎样的防扩散措施，反正这首词还是流传下来了。从词中看，当时的泗州是很繁华的。诗人很幸运，他在泗州的时候正值早春二月，离汛期还远，这时的淮河是温柔而恬静的，泗州一片升平景象，太守也才有心思陪他游山玩水。而且，就在这期间，苏东坡接到了朝廷的旨意，批准他定居江南，不必再到汝州去了。在饥饿、颠沛和困顿中，泗州成了他生命的绿洲，虽只是旅途小憩，顾盼匆匆，但泗州长桥上迷离的灯火，将长存在诗人晚年的记忆中。

这是在宋代，当时的淮河还比较文静，洪水扑城的惊险只是在开宝七年和隆兴二年各发生过一次，相对于三百余年的宋王朝来说，这样的频率不算高。当泗州太守陪同苏东坡指点江山时，淮河大抵只是一道静物化的风景，苏东坡因此也才能写出那样意态闲适的词章。但是到了明代的正统年间，这道风景突然幻化出恣肆暴戾的冷色，自此以后，《泗州志》便浸淫在一片水患连绵的阴影之中。

终于到了清康熙十九年。

毁灭是在瞬间完成的。在汹涌的洪峰面前，一座方圆数里的古城有如砂器一般脆弱。可以想见，这天倾地陷的瞬间将会引发出多少可歌可泣的情节，死别和生离，崇高和卑劣，人情和兽性，在这一瞬间都凸现无遗。但这些不是我关注的内容。走在古泗州的遗址上，我的心头涌动着一股巨大的惊悸。事实上，泗州并不是一下子就消失了的，在其后的岁月里，人们与洪水曾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反复争夺，这中间有力和美的呈示，有生命智慧和意志力的张扬，还有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在不可抗拒的灾难面前，一种交织着不屈不挠和无可奈何的心理积淀，随着一层又一层的泥沙把泗州埋入地层深处，一代又一代的淮上儿女也埋下了他们面对苍天的诘问和沉重悠长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