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的革命与爱情（第6/9页）

抗战胜利之时，正好他也毕业。民国政府以及各校班师回朝，他也顺利地分配到了湖北省直接税局工作，旋即被委派到沙市直接税局。这个时候国共果然开始分裂，内战的狼烟又即将燃遍整个国土。他是长子，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上有老母，他的薪资还要用来周济全家。共产党整体转入地下，他再也无从寻找，自然也未想再去延安了。

但他的反骨犹存，毕竟他从思想上是坚决反对专制的，更不要说这个政府和他还有杀父之仇。而他的二弟，则早在他的支持下，投奔大别山的新四军了。他时刻注意着局势，在群众中宣传民主思想和共产党的好处，并在暗中和几个哥们组织了“应变会”，准备紧急时刻尽量保护好税局资料和财产，以便迎接等待解放军的到来。1948年年底，解放军一度占领襄樊，要向沙市进攻，局里要员皆逃跑，他开始主持“应变会”来维持局面。结果解放军又撤出襄樊，沙市又恢复秩序，他听说江陵专员公署要逮捕他这个组织应变的共产党，只好连夜逃亡武汉。

1949年年初的武汉，在下江的渡江战役之后，国军已基本弃守。民国政府虽然还在勉强维持秩序，但整个社会已经在等待易帜了。大伯很容易就找到了地下党员王达勋和余开先，并在他们的指示下开展工作，加入了他们实际掌控的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建设协会”，为大军进城作好接收工作的准备。至于他的组织关系，武汉的地下党支部说，要由四川方面来认定，反正解放在即，一切很快就会得到重建的。于是，他开始满怀信心地等待他父子两代人所舍命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到来。

十五

共产党从东北开始，就已经积累了很多接收城市的经验，多半分派原来在该地从事地下工作和原籍的党员干部来主持接管事宜。30岁的大伯终于迎来了他梦想已久的新中国，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更何况那些接收大员，不少是他青春革命时期的同志。

他的老同学老战友都从延安回来了，魏泽同、孙士祥、密加凡、闻黎智、陈约珥等等，几乎每个人都在军管委员会担负着重要的使命。更重要的是老领导钱瑛大姐，现在是武汉组织部部长。还有一个人也回来了，那就是罗某。他幼稚地认为，这些人都是清楚他历史的，那他找这些老朋友，应该很快就能恢复组织关系，并得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于是他自信地去找了，却很快发现时移世易，世界的炎凉冷暖远非他的想象。

钱瑛大姐很热情地说——你放心，你先去找一个工作，等局势稳定后，你不来找党，党也会去找你的。其他更多的老同学都是说——我们当然能证明以前的你，但是四川时期的事情，还是要等那边的组织来确认。毕竟社会复杂，叛党投敌甚至暗藏做匪谍的现象也很多，一切还是要按组织原则来处理。

大伯顿时陷入了深深的失望，当年那些并肩战斗的朋友，似乎也都失去了旧日的纯情，甚至言语中不免视他为一个机会主义者——我们浴血奋战终于成功之日，你们这些在白区享福偷生的人，还想来分享胜利果实吗？对于洁身自好的他来说，如果再去死乞白赖地寻求认同，那也确实是一件有伤自尊的事。

幸好他还有一技之长，幸好他的老同学孙士祥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证明他父亲是烈士，于是他得到了新社会的第一份职业——在武汉铁路局扶轮中学教政治课。而且根据他的水平，定了中教四级的工资待遇，每月85元。在那时，这也算不菲的了。

之后他又调到郑州铁路局，1950年夏天又先后调到武汉一中、湖北省实验师范、武汉市教育局等等；最高职务当过教导主任。他“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乐得苟且偷安了。党还会来找他吗？党还记得这个当年的民运学运精英吗？他基本不再期待了。

可是，他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真的能从此苟安吗？党当然还会来找他，却是以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于是1955年这个最初的凶年开始向他严峻地走来……

十六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伯最初几年的生活还算是惬意的。这时他的大弟已工作，二弟是解放军团级干部，妹妹是志愿军文工团员，三弟四弟由他资助上学。30多岁的他英俊成熟，潇洒迷人，是很多少女的追逐对象。这一时期，也可以说是他一生唯一略感幸福快乐的时期，他开始试着去遗忘王冰松，遗忘那一段沉重的初恋。

他大约换过几个女友，其中最让他动心的是一个白俄姑娘——这个十月革命之后流亡到中国的白俄贵族之后，有着高贵的教养和血统，相貌美丽自不待言。50年代苏联要求中国把这些白俄送回，这个女孩希望为他留下，但在最后的时刻，他还是放弃了。按他晚年对我所说——他每到真正要决定婚否之时，王冰松的影子又神奇地冒了出来。整个心灵的空间，都被这个魔幻般完美的女人占据，他没有办法能再去爱别人。

一个女人究竟有怎样的魅力，可以在伤害了他多年之后，还令他如此痴迷——这是我多少年来的困惑。他既然如此爱着她，那为何不去再寻找、再试探解开当年的谜团呢？问题在于，抗战胜利之后，所有流亡者都归来故地，但是王冰松却没有归来，她突然消失在整个南方中国了。另外，以我对大伯的了解，他就是一个愿意默默爱着的人。天性浪漫的他，并未在意爱情的世俗结局，他觉得真正的爱情，不以能否相伴作为尺度来考量。只要他还在爱着，他内心就在享受着其中的甜蜜与苦涩。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他爱上的是一个幻象，都觉得他毫无希望的等待没有意义；但是他自己仍旧执迷其中，仿佛冥冥中有谁在提醒，他爱的那个人，也在经受和他一样的苦难，他不能独自去幸福。即使他们今生不再聚首，那他也要遥远地去分担她的孤独和折磨。现在看来，他爱上了爱情本身。

人生就是这样，如果你错过了某个机缘，也许你就错过了你的一生。1955年对他而言，似乎就是这样的一个命运分水岭。他在此前未婚，则预示着他在今生再难获得世俗的生活。因为那一年，“反胡风运动”开始了。

大伯不是胡风那个圈子的文人，尽管他和曾卓等人是朋友。但湖北是这个运动的重灾区，那时他在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谈哲学的文章，教育局就组织专班发文批判，说他也是胡风集团的观点。年轻气盛的他不服，申诉到省教育厅，虽然到底没有把他打成胡风分子，但与官方的仇隙却是结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