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信仰

（1931年）

有时我会在文章里谈起我的信仰，十多年前我还曾经试图把我的信仰写成书，那本书叫《悉达多》。印度学生和日本和尚对这本书里关于信仰的问题常加以审视和讨论，但是他们的基督教同行却很少这么做。

在那本书里，我的信仰有一个印度名字和一副印度面孔，那并不是偶然的。我体验过两种宗教的形式，我的父辈祖辈都是虔诚正直的基督教徒，而我又是印度古籍的读者，最崇敬的是奥义书、薄伽梵书和佛祖的宣道书。我成长在真正的、活生生的基督教义之中，而最初的宗教情感却是在印度体验到的，这也不是偶然的事。我的父母和外祖父毕生在印度传教，虽然直到我的一位表兄和我这里认识到各种宗教之间是没有高低之分的那时，我的父母和外祖父都对印度的信仰形式已有相当深入的认识，他们对印度的宗教也颇具好感，只是他们不能完全承认罢了，所以说，我从小就生活在洋溢着印度精神和基督教精神的氛围中。

我认识的基督教形式对我的生活有深刻影响，它十分刻板、脆弱而无常，这种形式今天已经过时，也几乎已经消失了。我幼年认识的是具有清教徒色彩的新教，经历深刻而强烈。我的外祖父母和父母的生命完完全全由神的国度所决定，他们为侍奉神而存在。人把自己的生命看做神的生命，不是出于自私的原因，而是作为侍奉和供给而生活在神面前，这是我幼时最深切的经历，也是我得自家庭的最大遗产，我一生受这一经历的强烈影响，从未看重世间和世人，并且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看得淡薄。但是我父母那种表现为活生生的生命的基督教精神，毕生侍奉和供给，将生命奉献给召会和服务于召会的基督教精神，无论多么伟大和高尚，其宗教和宗派的形式——这是我们小孩子所认识的形式——却是我从很小就不愿信任、不能忍受的。我们总要念一些格言，唱一些诗歌，而这就使得有诗人气质的我感到受辱。当幼年时期过去之后，我在少年时也已经看得出，像我外祖父和父亲这样的人，事实上非常痛苦，因为他们不能像天主教徒那样有规定的教旨和教条，不能像他们那样有真正的、行之有效的仪式和真正的教堂。

所谓的“新教”教会是不存在的，分布在各处的乡村小教堂就是它的教会，这些教会的历史以及新教的封侯，一点也不比被他们责骂的天主教教会高尚，几乎所有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对神国的献身精神都不是在这些小教堂内完成的，而是在更偏僻的，不过却是炽热警醒的秘密集会中以不固定的形式实现的，这些事我少年时代就已得知，虽然在我们家里说起乡村教堂及其传统形式总是充满敬意（一种我感到并非完全真诚的敬意，我很早就对它有怀疑）。事实上，我少年时代从未从教堂得着宗教体验。家中个人的礼拜和祈祷、父母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同寻常的贫穷、他们乐于接受困难的态度、他们对基督徒的博爱之心、他们为异教徒的担忧，凡此种种基督徒生活中的热情和英勇的营养都来自阅读《圣经》，而并非来自教堂，星期日在教堂做礼拜、上坚信礼课以及教会的儿童班都未曾带给我任何宗教体验。

与很少有回旋余地的基督徒生活相比，与甜腻腻的诗歌和无趣的牧师讲道相比，印度宗教和诗歌的吸引力自然是大得多了。在这儿，我不感到任何事物迫近，闻不到灰色讲台持重的宣道和清教徒圣经课的味道，我的幻想有活动的空间，我内心能够毫无阻力地接收从印度世界传来的音讯，它们对我毕生产生影响。

我个人信仰的形式后来改变了多少次，而这种形式的改变没有一次是突然发生的，而总是在逐渐增长和发展来的。在我的《悉达多》中，爱，而不是知识，占有最高地位，悉达多拒绝教条而以万物为一体的体验为中心，我们可以把这当做是回归到基督教，甚至觉得是真正的基督教新教的精神。

我认识中国的精神世界晚于认识印度的，认识之后我又有了转变。中国古代的道德观使我觉得孔夫子和苏格拉底是兄弟，老子深藏的智慧以及其神秘的动力使我思索良久。通过和几位程度极高的天主教徒的交往，特别是通过与我的好友胡果·巴尔的交往，来自基督教方面的浪潮再次影响了我，我赞同巴尔对宗教改革严厉的批评，但我没有变为天主教徒。当时我也看到一些天主教的运作和政治策略，看到教会及政治代表、精神代表如何利用像巴尔这样人格高尚纯洁的人，他们见势转舵，一会儿宣扬他，一会儿冷淡他。这样的教会显然不是宗教理想的处所，这儿显然也存在追逐名利、自以为是的作风，显然也有争吵和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只有私人生活中隐藏着真正的基督教精神。

在我的宗教生活中，基督教不是惟一的宗教，但它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我说的更多是神秘基督教，而不是教会的基督教。它也不是全无矛盾，不过它和带着印度、亚洲色彩的信仰，认为世界是一体的想法相安无事。我的生活中向来有宗教，没有宗教我一天也生活不下去，不过，我不需要教会。我总觉得把信仰和政治分开的特别教会看起来像描绘民族主义的讽刺画，这种感觉在战争期间特别强烈，而新教没有能力达到超越教派的统一，在我看来，这是德意志没有能力达到一致的象征。早些年，我想到这些事的时候，总会以半崇敬半妒忌的眼光看罗马天主教教会，直到今天，新教徒对于固定形式、传统、可见到的精神的渴望还使我维持着对这个欧洲最大的文化形象的尊敬。不过，我也只是在一定距离之外才会对天主教教会有敬意，只要靠近它，它就像所有出于人的东西一样，散发出血腥和暴力、政治和卑鄙的气味。虽然这样，我偶尔仍会羡慕天主教徒，他们能够在神坛之前祈祷，不必躲在狭窄的小房间里，他们能够对着忏悔座的小窗口忏悔，不必在自我检讨中受良心的讽刺。

（谢莹莹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