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

（1918年）

当我还在拉丁文学校上小学时，我对人们所说的“世界历史”总是怀着极大的敬意，认为那是非常值得尊敬，是遥远而高尚的事物，是强大无比的，就像耶和华和摩西一样。世界历史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曾经是当时的真实，它曾经电闪雷动，如今已成过去，成为遥远而令人尊敬的事，记载在书籍之中，让学生学习。我们当时所得知的最新的历史事件是七年战争。那已是足以令人兴奋不已的了：我们的父辈还参加过那场战争，就差几年，否则我们也能经历到。那一切一定非常壮观：战争、英雄事迹、飘扬的旗帜、马上的军官、新选的皇帝。如他们信誓旦旦所言，战争之中发生了许多奇迹，有许多英雄事迹，规模很大，像真正列入世界史的事迹该有的样子，和平常日子完全不同。男男女女都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成绩，承受了难以置信的负担，群众曾大哭又曾大笑，他们陶醉于当时所经历的事，陌生人在大街上互相拥抱，英勇无私是当然的事。上帝啊，如果能经历这种场面该有多好啊！那时，我们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什么英雄人物，对我们讲述那些令人振奋的故事的老师不是英雄，真的参加过那英雄战争的我们的父辈也不是。但是，总得有点什么是真的吧，家家挂着俾斯麦的像，还有，每年秋天都庆祝的瑟堂节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

到了十五岁，这种光辉在我眼中才逐渐消失。我开始怀疑世界历史是否值得崇敬，我再不相信那些好听的话，再不相信以前的人与现在的不同，不相信他们的生活充满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我那时就知道，我们老师的任务是尽可能加重我们的负担，尽可能压制我们，他们要求我们要有他们自己没有的道德，他们所教给我们的世界历史大概也是大人发明的谎言，只为了压我们，使我们感到自己渺小。

我对世界历史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狂妄且无所顾忌的想法是有缘由的。年轻人不依赖批判和负面的东西而生活，他们靠感情和理想。当时我心中有了一些至今没有改变的想法：对于外来的声音我变得很不信任，越是官方的声音，我越不信任。我开始感觉到，最有趣味、最值得为它而活的东西，最能够满足我们，使我们为之思索、为之全神贯注的东西，不在我们之外，而在我们内心。当时我并不知道——但是我感觉到，于是我开始读起哲学的书，成为自由思想者，沉醉在自己喜爱的诗人作品中——这隐隐约约的感觉就是我的道路，就是通向我、通向我自己的道路，其他一切道路都不是我所需要、我所应走的。我开始有了基督教称之为“自省”，心理分析称之为“内观”的东西。我不知道这种样子、这条道路是不是比别的好；我只知道，对于虔诚的人、对于诗人，它是必要的，他们永远无法学会新的官方理论称之为“历史地思考”的东西，即使他们愿意，并且努力去学，也学不会。

长长的几年里我和外界相安无事。对我而言，世人认为重要的，在演讲和新闻标题中扮演主要角色的东西，只不过是演戏，是做作——对世人而言，我的所作所为、我认为神圣严肃的东西，全是奇思异想，全是儿戏。如果能永远如此相安无事也行。可是，突然之间，世界历史又出现了！突然之间，社论、大学教授和高中老师都强调，现在是历史关键时刻了，不再是平常日子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始了。我们诗人和其他对此耸耸肩膀的人，提醒人们应警惕那种狂傲和我们领导人可怕的草率，我们这些虔诚的人，不再是可笑而无关紧要的文人——各种恶名加诸我们，我们现在成了祖国的敌人、失败主义者、捣蛋鬼，等等，不一而足。我们被诬告，名字列入黑名单，“思想正确”的报刊上一篇篇恶毒的诽谤文章冲着我们而来。在私人场合里情况毫无二致。1915年春我对一位朋友谈起，如果把阿尔萨斯归还法国到底有什么可怕的呢，当时，他就警告我，他自己倒是可以原谅我的某些言论，可是如果我在别人那儿也讲这种话，那么我就得小心挨揍了。

那时，人们一直谈着“伟大的时代”，而我也一直没法见到它。我当然了解为什么这个时代在别人眼里是伟大的。因为成千上万的人生平第一次感到一丁点内在生命在发光、一丁点灵魂在闪烁。先前靠喂哈巴狗打发时光的老处女，这时能够看护伤兵，年轻人得冒生命的危险，于是第一次刻骨铭心地感觉到什么是生命。这不是小事，这是伟大的、不同寻常的事——不过，这只对那些历史地思考的人、对那些知道有其他伟大时代的人是伟大的。对于我们别的人，对于我们这些在此之前已认识灵魂、平时也信神的诗人和虔诚的人，这个时代不比其他任何时代伟大或渺小。因为我们最内在、最热忱的部分不生活在那儿。

如今，世界历史时刻再次来到，伟大的歌剧又上演了，我们的态度仍是这样。今天发生的许多事，是我们愿意见到的——恶势力倒了，我们反对、痛恨的危险恶棍退出舞台了。

可是我们无法，就是今天也无法为这些大事而兴奋，无法陶醉在这新的“伟大时代”之中。我们感受到大地的颤抖，我们和受灾难者一同受苦，我们和他们一同变穷、一同挨饿，可是，无论是这灾难还是红旗还是新的共和国和民众的欢呼，都不能使我们看到真正的“伟大”事物。我们现在也只承认那些在我们看来真正赋予历史以灵魂的东西、那些神性的闪光的东西，我们事实上只与它们一起生活。我们会深深同情那位曾经是敌人的皇帝，如果他得以以一种隆重而尊严的形式退位的话。被祖国狂和皇帝狂蒙蔽而在战场上丧生的年轻士兵，他们给我们的好感以及对我们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把他们当做傻瓜的最聪明而好空谈的民主人士。不管是民主或王国、联邦或邦联，在我们看来都一样，因为我们只问“如何”，从不问“什么”。在我们看来，一个全心全意地做件最疯狂的事的疯子，比那些先前在王权和神权前低头哈腰，如今又拿出看家本事奉迎新政权的教授，要好得多。我们是“重新评价所有价值”的盲目的追随者——不过，这种重新评价只在我们内心之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