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意间成了尤达大师的田中先生

我回到了法国。一下飞机，本努瓦就出现在我的眼前，怒气冲冲的，似乎从天而降。他本来想去美国与我会合的。无限的怒火开始朝我喷射，什么我就是个疯子、冒失鬼，为了这事儿，他都急疯了，等等。

可爱的本努瓦，他看着有点儿发福了，还不到三十岁，就已经开始谢顶了。听我讲在监狱这段的时候，他吃惊得张大了嘴巴。对于被捕的原因，我原原本本地给本努瓦讲了一遍，比如因为庆祝而醉酒啊，玛丽萨啊，被捕啊之类的。我点了支烟慢慢地回忆着，本努瓦拍着我的后背狂笑。我想他是把我想成了一个冒险家，因为在里沃利街，他自己的生活平静而无聊。

奇怪的是，直到我们去停车场取车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起来扎克牧师。那时候，我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用“谦逊”来解释这种情况有点儿不准确，或者更应该说是“迷信”。我相信，那是一种迷信。不不，我从来不信一只黑猫会带来厄运。莱昂诺尔的宝宝贝拉，有一身黑色的如同安卡拉羊毛般的皮毛。我写东西的时候，它就睡在我的膝盖上，发出直升机般嗡嗡的呼噜声。相反，高大的混血罗威纳犬对莱昂诺尔一直寸步不离，简直能称得上是过度保护了，搞得莱昂诺尔有时候受不了了就把自己关厕所里，偷得一会儿清静。“迷信”从秘密吉祥物这个角度看，就是我们藏起来的护身符，但当时我还没明白这一点。当然，我可以根据自己现在的所知重写这个故事。但是，我相信这一定是一种个人的迷信，我们都有的迷信。当有些事情太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太美好，太幸福，太有希望，出于自己的恐惧，我们会说没有这样的好事儿。这还是恐惧，但是，这是一种美好的恐惧，一种幸福的恐惧。这是我们需要保护的东西，虽然我们不知道它的归处，甚至不知道它是否真的存在。有点儿像一位女士因为月经推迟了，她觉得自己怀孕了，但是她不想把这件事说出去，甚至不想去药房买一个验孕棒。因为她害怕，她如此害怕万一有点儿什么影响，说好的宝宝就会不见了。就是这种心情。

一天晚上，莱昂诺尔从自己的办公室走出来，边走边向后甩了甩自己金栗色的鬈发，她的忠实护卫——楚伊紧紧地跟着她。她笑了，轻轻地推开我递过去的酒，对我说：

“保罗，我怀孕了。”

我愣愣地看着她，嗓子发干，心跳狂飙到了每分钟300次以上。

“什么？你去检查了吗？去妇产科看了吗？”

“没呢。我怀孕了，可能是个男孩儿，也可能是个女孩儿，他或她就在我的身体里，我能感觉得到。”

我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高兴得像个孩子，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那个时候我们的小玛雅就在妈妈的肚子里面，那天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我确实在那儿，是的，我也在那儿，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某件至关重要的东西。

好了，那是以后的事儿了，有点儿扯远了！对不起大家。继续说我回到法国之后的事儿。

当然，我有时候会想起扎克，想起黛丝夫人，想起斯格瑞芬法官，想起旧金山的监狱。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记忆越来越像一场假期的回忆。这些回忆在当时并不可爱，但过后确实动人心弦。

心花怒放，至少我觉得自己是这个状态。电话响个不停，连通了美国和巴黎。帕克银行的合作计划，各种观点和想法，和巴黎卫生部的各色官员的接触（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很不错，热心肠，乐于助人。另外一些人呢，很讨厌，事情一到他们手里就卡住了，只要你没有上级盖章签字的公函，就别想让他们干一件事儿），和病人保护协会的会面，满世界地去寻找符合本努瓦认定标准的最好的医院、最好的药品和最好的医生，这一切的一切让我的精神一直处于亢奋状态中。当然，其间也有不和谐的因素，有一个很差劲儿的协会，名字我就不说了，但是我想说那个长着一张田鼠脸的女会长真的很差劲儿，当时我真想扑上去掐她的脖子。从她走进我的旅行社那一刻，我就非常厌烦她。她一会儿唉声叹气，一会儿出言不逊，转了一圈，一边转，一边叹气，好像全世界的悲苦都压在她那瘦弱的肩膀上。长了一张田鼠脸，看起来也很憔悴，但是，她应该不到四十岁。我会把这个称号留给我们的男性朋友们。凯斯女士（我们先这么叫她吧）在我面前站定，表情严肃而痛苦。她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还夸张地做各种颤抖状，演说的中心内容就是我这间小旅行社犯错误了，区别对待，不公平。事实上，有些人，尤其是他们这个协会中的一些人，承担不起去国外就医的费用。我竭力使自己保持心态平和，跟她解释：“非常幸运的是，鉴于我们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在法国，那些比较严重的和存在潜在致命威胁的疾病都被医保覆盖了，而在美国，情况则不一样。”

“但是即使在美国，这也是一种不公，可耻、卑劣。”她的声音尖锐刺耳，“有些人有能力去国外就医，但是有些人则没有这个能力。”

凯斯女士持续、无限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声音也不自觉地高了几分：

“请等一下！照您的意思，一个无法在本国就医，但是可以去别的地方就医的病人，就该去死，因为在萨赫勒(1)的某个地方，有一个穷小子得不到医疗保障？一个必须要接受心脏手术的孩子，就因为自己的国家没有条件进行这种手术，他的母亲就得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因为她能筹到钱去曼谷给孩子治病是所谓‘不公平’的？您从哪儿来的？哪边儿的？您中午吃饭了吗？”

她看着我，神色有些不安，放在腿上的双手握得紧紧的。

“嗯……吃了。”

“我真为您感到羞耻！丑闻啊！不公啊！世界上每四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饥饿，您还敢吃饭？为了公平和正义，您也该饿死才对，不是吗？好了，您别在这儿用您的双重道德标准来对我说教了，请吧您，门在那边，不送了。”

她被我的举动惊呆了，全身都开始颤抖起来。我以为她会在我的办公室哭。但是我当时很生气，我不在乎，管她哭不哭。

我觉得自己没错，但是，我错了。凯斯女士被自己内心的恐惧吓坏了。她想让很多很多的人，包括我，也被同样的恐惧困扰，不敢去享受生活、不敢去爱人也不敢爱自己。为了对付自己心中的这种虚幻的恐惧，她组织了三十多个人，建立起了这个小协会，协会里的这些人可能比她本人更尖刻、更怯懦。但显然，这不是一个对抗恐惧的好办法。她一定会想“成为某个人”，忘记自己的恐惧，做点儿对自己的生活有意义的事儿。分享他人的恐惧，以便忘记自己的恐惧，或者对自己说，自己是正义的、合法的、神圣的。这是最古老的，同时也是最滥的招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