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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做了发言。其他几个人也发了言。我记不清他们是谁，都说了什么。后来殡仪馆大厅冷清下来，这时保罗扯我的裙子，使劲扯，告诉我是时候了。

棺材只开了一半，好像母亲那一半被遮住的身体因为最终害死了她而见不得人。我告诉自己，假如不去看母亲，那这一切就都不是真的，是别人在经受这糟糕的事。

但是我必须看看她，因为这是我能在这世上看到她的脸庞的最后一次机会。

即便她已死去，皮肤上涂着厚重的水粉，两腮胭脂过于艳红，前几日在临终关怀院里面颊水肿涨大，现在已然凹陷，她仍然是那个在我需要安慰时替我擦干眼泪的女人，是那个为我把三明治切成我所喜欢的小方块的女人，是那个告诉我她会永远爱我，甚至比永远还远的女人。

她看起来很好。当我伸手再一次轻轻触摸她，我知道生命中接下来会发生的一切都比不上这次诀别让人难以忍受。

我希望父亲因我触摸母亲而斥责我，可是那是当天第一次，他没有抑制住情绪，抱住双膝哭泣起来，明显是为了孩子们而哭。

保罗在我旁边痛哭起来。他还紧紧握着我的手，紧得好像在灼烧。我没有让他停下来。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是没妈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彼此的唯一。

父亲载着保罗和我穿过整个州去埋葬母亲时，我决定这辈子再也不参加葬礼了。这几乎成了我的誓言：远房亲戚、朋友的父母或同事去世，我就寄去很大的花圈，搪塞缺席的原因。

待桑德斯医生办公室外的电梯门打开，这个下降的铁盒子把我送到楼下大厅时，我意识到自己无法再坚守这个已经坚守了二十四年的誓言。

我终将参加葬礼。而这次的葬礼是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