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迪在天堂里遇见的第三个人(第2/6页)
但是,爱迪仍然在海滨走道上度过了无尽的童年时光——要么坐在栏杆上,要么穿着短裤蹲在修理车间的工具箱上,等待他父亲注意到他。他时常会说:“我能帮忙,我能帮忙!”但是,惟一派给他的差事,就是早晨在公园开门之前,爬到“阜氏巨型摩天轮”下面去捡头天晚上客人口袋里掉出来的零钱。
他父亲一周起码玩四个晚上的纸牌。桌子上摆着钞票、酒瓶、香烟和游戏规则。给爱迪的规则很简单:不许打扰。有一次,他站在父亲身边,想看一看他的牌,但是,老家伙把雪茄一放,大发雷霆,用手背掴了爱迪一记耳光。“别往我身上哈气,”他说道。爱迪大哭起来,母亲把他拉到腰间,愤怒地瞪着丈夫。爱迪再不往前靠了。
手气不好的晚上,待酒瓶见底了,母亲睡下了,他父亲就会把一肚子气带到爱迪和乔的卧室里。他翻腾他们的几件破玩具,将它们狠狠地摔到墙上。然后,他让两个儿子趴在床垫上,抽出皮带来打他们的屁股,大声嚷嚷,说他们浪费他的钱买破烂。爱迪总是祈望母亲能够醒过来,但是,即使她真的醒来了,父亲也会警告她“离远点”。见到母亲站在走廊里,手揪着睡袍,跟他一样无助的样子,爱迪觉得心里更难受。
握在爱迪童年的玻璃杯上的那双手坚硬,布满老茧,被怒火烧得通红,爱迪就在挨耳光、受鞭挞和遭棍打中度过了他的童年。这是被忽略之后的第二重伤害。暴力伤害。最后,爱迪甚至能从走廊里传来的咚咚脚步声中判断出,他要挨多重的打。
尽管如此,爱迪依然默默地崇拜他的父亲,因为儿子们永远崇拜他们的父亲,连最恶劣的行为也能够容忍。他们就是这样学会献身的。一个男孩子在将自己献身给上帝或者一个女人之前,他会将自己献身给他的父亲,虽然愚蠢,虽然无法解释。
偶尔地,就像在奄奄一息的火堆上添一把木炭,爱迪的父亲会让一丝自豪透过他冷漠的外表流露出来。在十四街学校操场旁边的棒球场上,他父亲站在栅栏后面看他打球。如果爱迪把球击到了外场,他父亲就会点点头,爱迪便蹦蹦跳跳地绕场把垒跑完。另一些时候,爱迪巷战之后回到家里,他父亲注意到他指关节上擦破的皮肤或撕裂的嘴唇。他会问:“那个家伙怎么样了?”爱迪会说,他好好地收拾了那家伙一顿。这一点,也会赢得他父亲的赞同。那一次,当爱迪把惹他哥哥的几个孩子揍了一顿之后——他母亲管他们叫“阿飞”——乔觉得很没面子,躲在房间里,爱迪的父亲却说:“别理他。你更壮实。你要做你哥哥的保护人。别让任何人碰他。”
爱迪开始上初中了,他模仿他父亲的夏日作息时间,天不亮就起身,在游乐场里一直工作到天黑。起初,他操作一些简单的游乐车,扳刹车杆,让车平缓地停下。后来,他在修理车间工作。他父亲拿关于维修的问题考他。他会把一个破损的方向盘交给他,说:“把它修好。”他会指着一根缠在一起的链条,说:“把它修好。”他会拿过来一片生锈的挡泥板和几张砂纸,说:“把它修好。”每次完成任务以后,爱迪就会把东西拿回去交给他父亲,说:“修好了。”
晚上,他们聚在餐桌旁边,体态丰满、汗水淋淋的母亲在炉子前煮饭,他哥哥乔滔滔不绝地说这说那,他的头发和皮肤闻上去有一股海水的味道。乔已经成为一名游泳好手,他在“红宝石码头”游泳池里找到了一份暑期工。他讲他在那里见到的人们,他们的游泳衣,他们的钱。爱迪的父亲不以为然。有一次,爱迪无意中听到父亲正在跟母亲谈论乔。“那一个,”他说,“窝窝囊囊的,只能跟水打交道。”
但是,爱迪仍然羡慕他哥哥晚上回到家时的样子,皮肤黝黑,干干净净。爱迪的指甲,像他父亲的一样,沾满了油腻。在餐桌上,爱迪会用大拇指的指甲去抠,想把油腻弄出来。有一次,他注意到父亲在看他,老家伙咧嘴笑了。
“说明你卖力地干了一天活儿,”他说道,举起自己肮脏的手指甲,然后用它们抓起一杯啤酒。
这时,已经长成一个魁梧少年的爱迪,只是点点头。他并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开始跟父亲打起旗语来了,他不再从他那里寻求任何言词上或者身体上的疼爱了。这是一种内心的变化。你只要心知肚明就够了。这是对疼爱的拒绝。伤害已经造成了。
然后,一天晚上,他们之间的交谈完全停止了。那是战争之后,爱迪出院了,腿上的石膏已经拆掉,他搬回了滨林路上的家里。他父亲在附近一家酒吧喝完酒,很晚才回到家里,发现爱迪睡在沙发上。战争的黑暗将爱迪改变了。他闭门不出,沉默寡言,甚至很少跟玛格丽特讲话。他连着几个钟头凝视厨房窗外,一边望着旋转木马,一边揉搓他坏死的膝盖。他母亲总是悄声地说,他“需要时间”,他父亲却一天比一天恼火。他不理解抑郁。对他来讲,抑郁就是软弱。
“起来,”他大吼道,吐字有些不清,“去找份活儿干。”
爱迪动了动。他父亲又吼了一遍。
“起来……去找份活儿干!”
老家伙身体摇摇摆摆,走到爱迪身边去推他。“起来,去找份活儿干!起来,去找份活儿干!起来……去找份活儿干!”
爱迪用胳膊肘撑起身子。
“起来,去找份活儿干!起来——”
“够啦!”爱迪大声叫道,猛地站起身来,全然不顾膝盖的剧痛。他愤怒地盯着他的父亲,他们脸对脸地站着。他能闻到他父亲嘴里香烟和酒的臭味。
老家伙瞥了一眼爱迪的腿。他低声吼道,“怎么样?你……伤得……没那么重吧?”
他侧身击出一拳,爱迪本能地反应,一把攫住了他挥过来的胳膊。老家伙眼睛瞪圆了。这是爱迪头一回反抗,头一回没有束手待毙,没有摆出一副活该挨打的样子。他父亲看了看自己攥紧的拳头——没有揍人的痕迹,他鼻翼外张,牙关紧咬,踉踉跄跄地倒退一步,使劲地把胳膊抽了回来。他两眼盯着爱迪,好像在看一辆远去的火车。
他再也没跟他儿子讲话。
这是留在爱迪的玻璃杯上的最后的手印。沉默。他们就这样一直沉默下去了。当爱迪离开家搬进了自己的公寓,他父亲沉默不语;当爱迪找到了一份开出租车的差事,他沉默不语;在爱迪的婚礼上,他沉默不语;当爱迪回家看望他母亲的时候,他还是沉默不语。母亲哭着苦苦哀求他父亲不要太固执,让一切都过去,但是,他父亲只是咬牙切齿地对她重复一句他跟别人说的同样的话:“那小子竟敢对我动手。”谈话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