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含作者与深层意蕴

——吉本芭娜娜《尽头的回忆》解析

周阅

“对你来说，幸福是什么样的感觉？”这个问题，对每个人来说——无论青年还是老年，无论中国还是海外——或许是最普遍、最简单，同时又是最难以回答的。这是日本作家吉本芭娜娜的中篇小说《尽头的回忆》中，男女主人公在出场伊始谈论的话题。

《尽头的回忆》是小说集《尽头的回忆》中的一篇，该集2003年7月由文艺春秋社出版，共收入五篇作品，另外四篇是《幽灵之家》、《“妈妈——！”》、《小朋的幸福》和《一点儿也不温暖》。从故事情节来看，《尽头的回忆》是失恋女孩在获知真相后身心恢复的一两周内经历的事情；《幽灵之家》是一对分别继承家业的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妈妈——！”》是遭遇投毒的女编辑走向新生活的一段人生、《小朋的幸福》讲曾经遭到强暴的少女步入恋爱的心路历程、《一点儿也不温暖》是年轻女作家对儿时深爱的邻家小弟的回忆。五篇小说有许多共同的关键词，如“恋爱”、“回忆”、“离别”、“死亡”等等。同时，这些小说都一如既往地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第一主人公也依然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女性。种种表象都使这部作品集看似延续着芭娜娜初登文坛时的主题：疗愈。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推出的芭娜娜系列作品，在每一册的腰封上即写着：“超人气疗愈系文学天后——吉本芭娜娜全新登陆。”“疗愈”已经成为挂在芭娜娜胸前的标签。

然而，中日学界众口一词的阐释定论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芭娜娜创作的延展性，从而也就在无形之中束缚了读者对芭娜娜作品的理解。就《尽头的回忆》而言，尽管同样是关于幸福的思考，但作品已经开始走出“疗愈”的阶段，进入到了一个更深的层面。这一点，借助对作品中“隐含作者”的分析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是美国文学批评家、芝加哥大学教授韦恩·布斯（Wayne Booth，1921-2005）在《小说修辞学》[1]中提出来的概念。所谓“隐含作者”，简单地说，就是隐含在作品当中的作者，是作者的“第二自我”，它代表着隐没于文本背后的作者的立场。因此，对“隐含作者”的挖掘与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作者真正的创作意图，同时，这种挖掘与分析又必须以文本为依托。

芭娜娜几乎所有的小说都以第一人称“我”展开叙述。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作品中的主人公兼叙述者又是女性，这很容易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将作品中的“我”等同于现实中的作者。因此，借助“隐含作者”的概念，来区别以写作为生、真实生活在日本国土的吉本真秀子，以及通过作品中主人公的回忆和倾诉来表达情感、传递思想的吉本芭娜娜，是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布斯写作《小说修辞学》的目的在于系统地研究作者影响和控制读者的种种技巧与手段，而芭娜娜的小说观念恰恰是“读者第一”，她曾明确地说，在自己这里“小说概念彻底改变了”。[2]芭娜娜在创作过程中总是首先把自己置换为一个读者，不停地揣摩读者希望通过阅读获得些什么，想象读者在阅读中的感受，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芭娜娜的父亲、评论家吉本隆明将她称为“读者专家”[3]。可见，借助布斯的“隐含作者”理论来解析芭娜娜的作品，是合理和恰当的。而且，“就文学批评和欣赏而言，‘隐含作者’这一概念有利于引导读者关注同一个人的不同作品所呈现的不同立场。”[4]对于《尽头的回忆》这部小说集来说，实际上，在一如既往的表象背后，创作的目的已经发生了转移，换句话说，“隐含作者”的立场和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

与以往的作品相比，小说集《尽头的回忆》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死亡阴影的淡化。众所周知，从创作生涯伊始，芭娜娜的作品就遍布死亡的阴影——一种突如其来而又无所不在的死亡，令主人公痛不欲生也令读者猝不及防的死亡。最早也是最著名的单行本作品集《厨房》所收的三篇小说，无一例外地都以死亡开头：处女作《月影》中，两位主人公的恋人在同一场交通事故中死去，神秘女孩浦罗的男友也在一场突发事件中死亡。如此短小的篇章中就有三个人死去，死者人数竟然与主要出场人数相同。之后的成名作《厨房》，翻开第一页赫然入目的即是主人公的双亲及祖父母接踵而至的死，“这个家如今只剩下我，还有厨房。”续篇《满月》的第一句话是：“真理子死于秋末。”在《厨房》和《满月》并不算多的人物中，竟有七位逝者！《哀愁的预感》中弥生和雪野的双亲在一场车祸中身亡；《甘露》中朔美的父亲死于疾病、妹妹死于车祸，而古清君家里除了隐居的他和疯癫的母亲以外全部都离开了人世；《N·P》中围绕一本小说集前后有四人自杀……此外，还有处于生死之间、虽生犹死的人物，如《白河夜船》中已成植物人的岩永的妻子、《厄运》中因过劳而脑死的姐姐等。芭娜娜文学中涉及死亡的作品不胜枚举，而且许多作品的情节起点就是死亡。

然而，《尽头的回忆》中，尽管仍然存在死亡，但无论死亡占据的分量还是亡者出现的数量都有大幅度的减少。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品中的死亡，并没有将主人公推向无力自拔的绝望状态。《一点儿也不温暖》中，在“我”的童年时代，唯一的伙伴小诚死了，尽管直到成人“我”都“始终没有交到像小诚那样亲密的朋友”，但是忆及小诚，“我”的感受并不是痛苦和凄凉，而是“无上荣幸”，因为“对小诚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极其短暂的轻松时刻，他所选择的伙伴……不是跟其他任何人，而是跟我在一起。”[5]小说在“我”的“荣幸”感中结束。这里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作品对孤寂和伤痛的模糊化处理，死亡的悲伤成分由此得到消解。这种消解不仅仅在“我”的叙述中完成，而且散布于全篇的字里行间，即由“隐含作者”的立场来实现。

《小朋的幸福》中，小朋的母亲死于蛛网膜下出血，由于父亲与第三者另组家庭，按照以往的创作轨迹，小朋应该坠入彻底的孤绝之中，但小说是这样结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