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星期三下午，历史课。盖特克先生总在课上讲北美洲的人类历史。人类在北美洲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大部分我都毫不在意。为什么我们要学北美洲的人类历史呢？北美洲明明还有别的物种可以学习，比如树。为什么我们只学这种历史，而不学另外一种呢？

如果没有这些覆盖着北美洲大部分土地的树林，我们都将无法呼吸，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也压根儿不会存在。所以，在有一天的历史课上，我开始讲北美洲的树：这里原本植被繁茂，后来一度被砍伐殆尽，如今正在逐渐恢复。可现在的树林不再是原生林，而是再生林。其中的一些——比如美国栗树——大概再也无法恢复曾经的面貌了。我告诉盖特克先生，树一旦被砍光，就不一定能长回来。比如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那里原本也是一片葱茏。妈妈曾读过一本书，是一个名叫杰拉德·戴蒙德的男人写的。他在书中解释说，这些地区曾经都有大面积的植被覆盖。如果亚利桑那还是八百年前的样子，我会愿意搬去那里，爬树，玩泰山游戏，就像帕特·提尔曼一样。我会愿意去那里和爸爸一块儿生活，这样，两个马奇·王就又能在一起了。然而，那些树如今早已消失不见了。在它们死掉之后，亚利桑那再也没出现过那样的树，我永远都看不到它们了，永远。爸爸搬去了一个没有树的地方，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我不想搬去亚利桑那。

盖特克先生打断了我，他指出，因为我们是人，所以学习人类的历史是有意义的。他还说，将来有时间的话会允许我在课堂上讲讲北美洲树的历史。于是，我就让他继续讲北美洲的人类历史，并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听了一会儿，但那实在是太无聊了：人们从这里迁移到那里，一会儿打仗，一会儿盖房子，一会儿创立机构。无聊得让我想要尖叫——或者至少发出点哼哼声。

历史课之后就是数学课。有时候，我很喜欢数学课，尤其是讲到表格、图形或者测量东西的时候。我不喜欢方程序和算数，比如加减乘除之类的，数字在我脑子里混成一团。我总会不由自主地一遍又一遍地描画那些数字的形状，忘了它们所代表的意义。

观察数字时的困惑让我想起小时候学习认字的过程。妈妈、爸爸还有当时的老师帕蒂森小姐花了好长好长时间来教我认字，可我就是学不会。在我看来，要把字母一个一个念出来是件十分令人沮丧的事情。他们会指着一个图形——比如字母A——然后说“这个字母读作/ɑ：/或/ei/”，而我只会盯着它们看，嘴里发不出任何声音。很显然，书页上的这些图形并没有发出那样的声音。

那只是书页上的一个图形，根本就不会发出什么声音。

最后，我终于意识到，原来他们是想让我在看到那个图形的时候发出相应的声音。可是，那些图形和声音在我脑中没有任何关联，不论我多么努力地想把它们联系起来，A依然只是一个中间横着一条直线的锐角而已。我看见它的时候会想到一顶帐篷，因为这些线条的组合几乎与我六岁那年看见的橘色帐篷一模一样。那时候，我们在奥林匹亚南部的密马山丘附近野营。因此，有时我一看到那个图形就会说出“帐篷20”这个单词。每当我这样做的时候，爸爸就会十分气恼——我猜大概是因为“帐篷”的发音与他所期待的字母A的发音完全没有相似之处吧。

后来，妈妈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她在卡片上写了“帐篷”这个单词，然后画了一个三角形的帐篷图案，正好画在构成“帐篷”的四个字母旁边。这个帐篷差点被她涂成了绿色，幸好我及时阻止，告诉她帐篷应该是橘色的。她画得非常标准，几乎和我记忆中的野营帐篷分毫不差，这让我很高兴。我一看到这幅画就会想起那个帐篷。

接着，她把卡片放到我面前，指着这些字母，发出“帐篷”的读音，然后把图片遮住，又读了一遍。由于我看见过的一切都会像照片般储存在脑子里，所以即便是被她用手遮住，我还是能记得那些字母旁边画着一个帐篷。于是，我说：“帐篷。”就这样，我记住了第一个单词——这四个字母以这样的顺序排列时就代表帐篷的意思。

从那以后，我用这个方法记住了所有的单词。他们给我看一个单词，然后告诉我它代表什么意思，要是我不明白，他们就在旁边画一幅图画，这样我就能在脑子里把单词和图画联系起来了。这就是我学习认字的过程。现在，我依然有许多单词不会读，因为不知道单独的字母该怎样发音，也不想知道。重要的是单词，而非单独的字母。

对我来说，学习读字母就像非要通过观察一片树叶才能了解整棵树一样可笑。为什么不直接观察整棵树呢？

我不知道二十六个字母能有多少种组合，至少我能读懂自己的书，因为其中大多数单词的意思我都知道。我现在是这样阅读的——一句一句地读，因为每句话都是由单词组成的，而我知道这些单词按照一定的顺序组合起来是什么意思。这类似于把一棵棵单独的树苗种进一片林地，它们就会长成一整片树林。

我转过头，看着窗外，那儿有我想要观察的树。这时候，我突然想起，窗户旁边贴着一张纸，纸上画着一棵树。那是一棵很漂亮的树，鱼鳞般的树皮栩栩如生，我几乎能闻到它所散发的气味。浅蓝色的天空，树枝被风吹弯了腰，树叶随风摇摆，像极了教室外我最喜欢的那棵。以前，我经常去爬它，直到出现了不许在学校里爬树的规矩为止。

这幅画是班级里的一个女孩子画的。她把画送给了我，让我贴在桌子旁边的墙上，可我不知道她是谁。

我无法带市议会的人去看鹰树，让他们亲眼看看它是多么的不可思议、不容侵犯。不过，那个网站上说，可以在发表口头声明时提交一幅图画。我想，如果我交给他们这样一幅画——一幅如此生动、真实的画，他们也许就会理解我了。

我小心地揭掉贴纸，把画从墙上取下，然后站了起来。盖特克先生正在讲课。一见我站在那儿，他的声音突然顿住，磕巴了几个音节之后戛然而止。他努力想要继续讲课，但过了一会儿之后，声音中出现了一丝阻滞的尖锐感，就像我们家厨房里那把很少使用的旧菜刀。

“马奇，”他说，“我们在上数学课呢，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想知道是谁画了这幅画。”我说。

“这幅可爱的画是萨拉画的，”盖特克先生说着，指指坐在我右边的女孩，“你认识萨拉的，她坐在你旁边都有两年了。”“萨拉。”我说。我坐了下来，低头看着手里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