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六

卡秋莎所在的队伍里有一个害肺痨的青年人，叫克雷利佐夫，被流放去服苦役。涅赫柳多夫特别喜欢这个小伙子。早在叶卡捷琳堡，涅赫柳多夫就认识他了，后来在押解的路上又跟他见过几次面，也跟他谈过话。那是在夏天，有一次在羁押站里休整了一天，涅赫柳多夫几乎都跟他待在一起。克雷利佐夫在交谈中对他讲了自己的身世，讲到自己怎样成了一个革命者的。他入狱前的经历很简单。他的父亲是南方一个省里的大地主，他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是个独生子，母亲将他抚养长大。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在大学，他学习都很轻松。大学数学系毕业时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得了硕士学位。有人建议他留在大学里或出国深造，可是他犹豫不决。当时他爱上了一个姑娘，想同她结婚，并且到地方自治局去工作。他什么事都想做，可就是拿不定主意。这时，有几个大学同学要他给公共事业捐点钱，他知道这种公共事业就是革命事业，当时他对此毫无兴趣，但出于同窗情谊和自尊心，免得别人说他胆小怕事，也就捐了。收钱的人被捕了，搜出了一张字条，知道是克雷利佐夫捐过钱。于是他遭到逮捕了，起初关在警察分局，后来投进了监狱。

“在关押我的那个监狱里，”克雷利佐夫对涅赫柳多夫说（他胸脯凹瘪，臂肘撑住膝盖，坐在高高的板床上，只是偶尔用他那激情洋溢、聪明善良、明澈闪亮的眼睛对涅赫柳多夫瞧瞧），“那个监狱对犯人管得并不太严，我们不仅可以敲墙传递消息，而且可以在过道里走来走去，随便交谈，互相分送食品和烟草；到了晚上甚至还齐声唱歌，我本来有一副好嗓子。是啊，要不是我母亲太伤心，我待在牢里也不错，甚至很愉快，很有意思。顺便提一下，我在那儿认识了大名鼎鼎的佩特罗夫（他后来在要塞里用玻璃割破喉咙自杀了）和其他的人。当时我还不是个革命者。我还认识了隔壁牢房里的两个人。他们都是因涉嫌波兰宣言(1)案被捕的。后来他们在被押往火车站的途中企图逃跑，受到了审判。一个是波兰人，叫洛津斯基，另一个是犹太人，叫罗佐夫斯基。是啊，这个罗佐夫斯基还完全是个孩子。他说，他十七岁，可是看上去只不过十五岁左右。人生得很瘦小，很活泼，一双黑眼睛炯炯有神，像所有的犹太人一样很有音乐天才。他还在变嗓，可是唱起歌来很好听。是啊，我看见他们两个人被送上法庭。他们早上被带走的，晚上回来，说他们被判了死刑。谁也没料到会这样。他们并没有犯什么罪，只是想从押解兵手中逃走，而且也没有伤人。再说，判处罗佐夫斯基这样一个孩子死刑，太不公正了。我们这些关在牢里的人都以为这只是吓唬他们一下，这个判决是不会获准的。开头几天，大家都心神不定，后来渐渐平静下来，又像原先那样打发日子。是啊，可是有一天晚上，一名看守走到我的牢房门口，偷偷告诉我说，来了几个木匠，在搭绞架。我一时没有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什么绞架不绞架的。可是看守老头却焦急万分。我看了他一眼，才明白过来，这绞架是为我们那两个人准备的。我想敲敲墙壁，把这消息告诉其他难友，可是我又怕被他们两个人听见。难友们也默默无言。显然，他们也知道了这件事。这天晚上，过道上，牢房里一片死寂。我们没有敲墙壁，没有唱歌。十点钟的时候，那个看守又来告诉我说，从莫斯科调来一名刽子手。他说完，就走了。我想叫住他，要他回来。突然，我听见罗佐夫斯基从过道对面的牢房里对我高声叫道：‘您怎么啦？您为什么叫他？’我对他撒了个谎说，他是来给我送烟草的。可是罗佐夫斯基好像猜到了什么，就问我，为什么我们不唱歌，为什么我们不敲墙壁。现在我已经记不起来我当时是怎样回答的。我赶快走开，不跟他说话。是啊，那真是个可怕的夜晚。整个晚上我仔细听着各种声音。第二天凌晨，我突然听见过道的门打开了，走进来许多人。我站在窗洞口看着。过道里亮着一盏灯。第一个进来的是典狱长。他是个大胖子，平时自以为是，独断专行。现在他面无人色，垂头丧气，惊惶失措。他后面跟着副典狱长，双眉紧锁，一脸杀气。最后是一名卫兵。他们经过我的门口，在隔壁的牢房前面站停下来。我听见副典狱长怪声怪气地喊道：‘洛津斯基，起来，穿上干净衣服！’是啊。后来我听见牢门吱嘎一响，他们走了进去。后来我又听到洛津斯基的脚步声，他走到过道的对面。我只看见典狱长一个人，他脸色苍白地站在那里，一会儿把纽扣解开，一会儿又把纽扣扣上，不时地耸耸肩膀。是啊。突然，他好像受到什么惊吓，往边上一闪。原来是洛津斯基从他面前走过，来到我的牢房门口。他是个英俊小伙子，典型的波兰人面孔，很漂亮，前额宽阔饱满，长着一头浓密柔软的淡黄色鬈发，一双美丽的天蓝色眼睛，是个风华正茂、英姿勃发的青年人。他站在我牢房的窗洞前，因此他的脸我看得很清楚。他脸色灰白、干瘦，很可怕。‘克雷利佐夫，有烟吗？’我刚把烟拿出来，可是副典狱长似乎怕耽误时间，就掏出自己的烟盒递给他。他拿了一支烟，副典狱长替他划亮火柴。他开始抽烟，似乎在沉思。过了一会儿，他好像想起什么，就开始说道：‘又残酷，又不公正。我什么罪也没有。我……’我一直凝视他那白净、娇嫩的脖子，看见它在颤动，他没有再说下去。是啊。这时，我听见罗佐夫斯基在过道里用尖细的犹太人的嗓音叫着。洛津斯基把烟蒂一扔，从我的牢房门前走开了。接着，罗佐夫斯基出现在我的窗洞前。他那张充满稚气的脸涨得通红，冒着汗，一双乌黑的眼睛里满含着泪水。他也穿一身干净的衣服，裤腰太大，只能用两只手提着，浑身直打哆嗦。他把凄楚的脸凑近我的窗洞说：‘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医生是不是给我开了润肺汤？我不舒服，我还要喝一碗润肺汤。’谁也没有理他。他用探询的目光看看我，又看看典狱长。他究竟想说什么，我直到现在都不明白。是啊。突然副典狱长把脸一沉，又用刺耳的尖叫声吆喝起来：‘开什么玩笑？快走。’罗佐夫斯基显然不理解厄运正等待着他，他好像在急匆匆地赶路，沿着过道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别人前面。可是后来，他站住不肯走了，我听见他尖声哭叫，又听见一片喧嚣声和跺脚声。他尖声地叫着，哭着。后来声音渐渐远去。过道的门哐啷一声关上了，四周又沉寂下来……是啊。他们就这样被绞死了。两个人都被用绳子绞死了。另外一个看守亲眼目睹这个场面，回来告诉我说，洛津斯基没有反抗，而罗佐夫斯基挣扎了好久，他们硬把他拖上绞架，把他的脑袋塞进绳套里。是啊。那个看守傻里傻气的。他说：‘老爷，人家对我说，上绞架很可怕。其实一点也不可怕。他们被吊死的时候，肩膀只抖了两下。’说着，他装了个样子，肩膀猛地往上一耸，又往下一落。‘接着，刽子手把绳子一拉，绳套收紧些，这就完事了。他们再也不动了。’‘一点也不可怕，’”克雷利佐夫把看守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想笑，没有笑出来，却号啕大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