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第七章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莫霍夫是用两只长着稀疏、光亮汗毛的黝黑小手摸索着过活的。有时生活也跟他开开玩笑，有时拖累他，就像吊在淹死鬼脖子上的石头。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这一生见过许多世面，历尽沧桑。已经相当久远了，当他还在做贩卖粮食生意的时候，他低价从哥萨克手里收买来粮食，可是后来却又不得不把四千普特烧焦的小麦运到村外愚人崖下，统统倒到河里去。一九零五年，他还记忆犹新——在一个漆黑的秋夜，村里也有人朝他开了一枪。莫霍夫发过财，也破过产，最后积攒了六万卢布，存到伏尔加一卡马银行里，但是他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大动乱的年代即将到来，这是不可避免的。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等待着不幸日子的降临，果然不出所料：一九一七年一月，患肺病快要死的教员巴兰达遗憾地对他说：“革命已来到眼前，而我却要死于这种最愚蠢、最令人伤心的病。真遗憾，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真遗憾，我不能看到怎样分掉您的家财，怎样把您赶出温暖的小窝。”
“‘这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怎么能不遗憾呢？您要知道，能亲眼目睹人间一切都化为灰烬，终归是人生一大快事。”
“那可办不到，我亲爱的！你今天就要死啦，——要到明天，才会轮到我呢！”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按捺着心中的愤恨说道。
一月里，京城关于拉斯普京和皇族不正常关系的流言余波还在各村镇传播，可是到三月初，专制政体被推翻的消息就像捕野雁的网一样，撒到了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身上。哥萨克都带着抑制的恐惧和等着瞧的心情对待这一巨变的消息。这一天，在关了门的莫霍夫商店前，上了年纪的和不那么老的哥萨克们围聚在那里直到黄昏。村长基留什卡·索尔达托夫（阵亡了的马内茨科夫的继任者）是个蓄着棕红色的大胡子、两眼有点儿往外斜的哥萨克，他被这个消息吓呆了，几乎没有参加商店旁边嘈杂、沸腾的谈话，只是用那两只眼睛打量着哥萨克们，偶尔惊慌失措地插进几声呼叫：“他们把事情搞得这么精！……好家伙！……现在我们可怎么过呀！……”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从窗户里看见聚集在商店旁边的人群，决定去和老头子们谈谈。他披上貉皮大衣，拄着镶有朴素的、刻着自己姓名字头银套的棕色手杖，走到大门日的台阶上。商店前响起一阵喧闹声。
“喂，普拉托内奇，你是一个识字的人，请你告诉俺们这些胡涂人，现在是怎么回事儿，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马特维·卡舒林惊恐地笑着问道，他那冻红的鼻子边上皱起一片斜纹。
老头子们都恭敬地摘下帽子，回答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的敬礼，向后退着，在圈子里给他让出了一块地方。
“咱们要过没有皇帝的日子啦……”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迟疑地说。
老头子们异日同声地叫道：“没有皇帝可怎么活呢？”
“我们的父亲和祖父过的都是有皇帝的日子呀，怎么现在就不需要皇帝了呢？”
“把人的脑袋砍掉，——没有它，腿大概也活不成的。”
“那么什么样的政权来接替呢？”
“你别吞吞吐吐的啦，普拉托内奇！你跟我们说实话——你怕什么呀？”
“也许，连他也不知道哩，”“牛皮大王”阿夫杰伊奇笑着说，一笑，他那红红的脸颊上的酒涡显得更深了。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呆呆地打量了一下自己的旧胶皮套鞋，痛苦地吐着字说：“国家杜马将要治理国家。咱们要成立共和国啦。”
“赶上了这种年月，真他妈的见鬼！”
“我们在亚历山大二世皇帝陛下时代当兵的时候……”阿夫杰伊奇刚开口要说，就被严肃的博加特廖夫老头子生硬地打断了：“早就听烦啦！现在谈的不是那个。”
“这么说，哥萨克的末日到啦？”
“我们自己在闹罢工，德国人趁机打到圣彼得堡来了。”
“既然是平等——那就是说要叫咱们去跟庄稼佬们平等……”
“瞧吧，他们大概也会伸手抢土地了吧？……”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勉强地笑着，看着老头于们的失魂落魄的样子，一阵刺心的忧郁袭上心头。他习惯地把棕红色的大胡子往两边分开，不知道是生谁的气，恶狠狠地说：“各位老人家，看他们把俄国弄成什么样子啦。要叫你们跟庄稼佬平等，取消你们的特权，而且还要记起往日的仇恨。艰难的日子来到啦……现在就看政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说不定，我们全都要完蛋。”
“我们会活下去的——走着瞧吧！”博加特廖夫摇着脑袋，眼睛从乱成团的眉毛下面怀疑地瞅着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说。“普拉托内奇，你是在为自个儿的事情担心，至于我们，也许还会好过一些吧？…”
“怎么会让你们好过些？”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恶毒地问道。
“也许新政权会把战争结束……这也是可能的呀，是不是？”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挥了挥手，便迈着衰老的脚步，蹒跚地向自家浅蓝色的漂亮阳台走去。他一面走，一面胡乱地想到钱，想到磨坊和越来越清淡的生意，想起伊丽莎白现在在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应当很快就从新切尔卡斯克回来。替孩子们担心的淡漠的痛苦也丝毫没影响混乱的思绪。他就这样走到台阶前，觉得这一天的工夫，他的生活一下子就变得黯淡无光了，就连他本人，也好像由于这些恼人的思绪而褪色了。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回头看了看商店前的老头子们，朝雕花的阳台栏杆外面啐了一日唾沫，便从阳台上走进屋子。安娜·伊万诺芙娜在饭厅里遇到丈夫，习惯地、无精打采地在他脸上冷冷地扫了一眼，问道：“喝茶前要吃点心吗？”
“用不着啦！还吃什么点心哪？！”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嫌恶地挥了一下手。
脱着衣服，他觉得嘴里总有一股铁锈味儿，脑子里则是一片伤心的空虚。
“丽莎来信啦。”
安娜·伊万诺芙娜用像遛蹄马似的小步（从出嫁后的第一天起，她被这庞大的家业压得喘不过气来，就练出了这样的走法），走进卧室去，拿出一封已经拆开的信。
“是个没有头脑的姑娘，大概还很浅薄，”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被结实的信封上散发出的香水气味熏得皱着鼻子，生平第一次这样评价女儿。老头子漫不经心地看一会儿信，不知道为什么在‘“情绪”这两个字上停下来，想了半天，思考着这两个字里的神秘含义。在信未伊丽莎白请求给她汇钱去。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依旧感到脑于里是一片伤心的空虚，看完了信的最后几行。他忽然很想悄悄地哭泣。他的一生突然在这一刹那赤裸裸地向他显示了它的空虚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