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

(a) 1846—1866年的英格兰

现代社会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如最近二十年这样适合于研究资本主义的积累。在这个时期，真好象是福尔土纳特的钱袋被发现了。不过，在所有国家中，英格兰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据首位，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这里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最后还因为，从1846年以来自由贸易千年王国的实现，又切断了庸俗政治经济学最后的退路。我们已经在第四篇里充分谈到了生产的巨大进步，由于这种进步，这二十年中的后十年又远远超过了前十年。 最近半世纪以来，英格兰人口的绝对增长虽然很大，但是它的相对增长或增长率却不断下降。引自官方人口调查的下列表格就可以证明。

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十年中人口每年增长的百分率： 1811—1821　1.533％ 1821—1831　1.446％ 1831—1841　1.326％ 1841—1851　1.216％ 1851—1861　1.141％

另一方面，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财富的增长。在这里，应纳所得税的利润、地租等等的变动情况是最可靠的依据。1853—1864年，大不列颠应纳税的利润（不包括租地农场主的和若干其他项目的利润）增长50.47％（平均每年增长4.58％），而同时期人口约增长12％。1853—1864年，应纳税的地租（包括房屋、铁路、矿山、渔场等等的地租）增加38％，每年增加3 5/12％，其中增加最快的是下列项目：

1853年到1864年收入增加每年增加 房屋………………………38.60％3.50％ 采石场……………………84.76％7.70％ 矿山………………………68.85％6.26％ 铸铁厂……………………39.92％3.63％ 渔场………………………57.37％5.21％ 煤气厂………………… 126.02％11.45％ 铁路………………………83.29％7.57％

如果把1853—1864年这段时间以每四年为一期作一比较，就会看出，收入的增长程度是不断提高的。例如，利润的收入，1853—1857年期间每年增加1.73％，1857—1861年期间每年增加2.74％，1861—1864年期间每年增加9.30％。联合王国应纳所得税的收入总额，1856年为307,068,898镑，1859年为328,127,416镑，1862年为351,745,241镑，1863年为359,142,897镑，1864年为362,462,279镑，1865年为385,530,020镑。

资本积累的同时伴随有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虽然英格兰没有官方的农业统计材料（爱尔兰倒有），但是有10个郡自动提供了统计材料。根据这些统计材料可以看出：1851年到1861年，100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从31583个减少到26567个，也就是说，有5016个合并于较大的租地农场了。1815年到1825年，在应纳遗产税的动产中还没有一份超过100万镑的，但是从1825年到1855年，就有了8份，从1855年到1859年6月，也就是4年半的时间里，又有了4份。简单地分析一下1864年和1865年的D项所得税（把租地农场主等等除外的利润），可以极为明显地看出这种集中。首先应该指出，这种来源的收入达到60镑就要交纳所得税。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这种应纳税的收入1864年为95,844,222镑，1865年为105,435,787镑，纳税的人数1864年在居民总数23,891,009人中是308,416人，1865年在居民总数24,127,003人中是332,431人。两年中这种收入的分配情况如下表：

联合王国的煤产量，1855年为61,453,079吨，价值16,113,267镑，1864年为92,787,873吨，价值23,197,968镑；生铁产量，1855年为3,218,154吨，价值8,045,385镑，1864年为4,767,951吨，价值11,919,877镑。联合王国的营业铁路里程，1854年为8054哩，投入资本286,068,794镑，1864年为12789哩，投入资本425,719,613镑。联合王国的进出口总额，1854年为268,210,145镑，1865年为489,923,285镑。出口的变动情况如下表：

1847年 　58,842,377镑 1849年　 63,596,052镑 1856年　115,826,948镑 1860年　135,842,817镑 1865年　165,862,402镑 1866年　188,917,563镑

根据这些为数不多的材料，我们已经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国民中央注册局局长发出这样一种胜利的欢呼了：

“人口的增加固然迅速，但它赶不上工业和财富的增长”。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这种工业的直接代表，或这种财富的生产者，即工人阶级。格莱斯顿说： “我国社会状况最令人感到忧虑的特点之一就是，国民的消费力在下降，工人阶级的困苦和贫穷在加剧，而与此同时，上层阶级的财富不断积累，资本不断增长。” 这位假献殷勤的大臣1843年2月13日在下院是这样说的。过了二十年，在1863年4月16日，他在预算演说中又说： “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6％…… 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8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但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的价格，——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 多么拙劣的诡辩！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象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末，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至于说到生活资料价格的降低，那末官方的统计材料，例如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却表明，1860—1862年3年间的生活资料价格平均比1851—1853年3年间上涨了20％。在随后的3年中，即1863—1865年，肉类、油类、奶类、糖、盐、煤以及其他许多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又继续上涨了。格莱斯顿在1864年4月7日所做的下一个预算演说，是一首对赚钱事业的进步和因“贫穷”而减色的国民幸福的品得式的赞歌。他谈到“处于需要救济的赤贫边缘”的群众，谈到“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最后，他用下面这样的话概括了工人阶级的幸福： “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是为生存而挣扎”。 不象格莱斯顿那样受官方考虑的约束的福塞特教授则直截了当地说： “自然我并不否认，货币工资随着资本的这种增加〈最近几十年〉而有所提高，但是，由于许多生活必需品日益昂贵〈他认为这是由于贵金属贬值造成的〉，这种表面上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丧失了…… 富人迅速地变得更富了，而工人阶级的生活却没有什么可以觉察得出来的改善…… 工人几乎成了小店主的奴隶，他们都是小店主的债务人。”【工人越来越依赖于小店主，这是工人就业方面越来越多的变动和中断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