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这已是歉收的第二个年头了。上一年，凭着前些年剩余的粮食，粮食的匮乏差不多得到了弥补。老百姓虽说没饱食，但也不至于挨饿，但是到了1628年的收获季节，也就是我们所讲述故事的这一年，他们确实是缺粮少吃了。如今，人们期盼已久的收获季节到了，可收成比往年更差。一方面是由于天气不好（不仅是在米兰，大多数周边地区亦如此）；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为的原因。上文我们提起过的那场战争，造成了很严重的破坏和浪费，使得战场附近的部分地区有了比平常更多的荒废的、未被开垦的土地，农民们不再靠劳作为自己和他人换取食物，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到处流浪，以乞讨为生。政府贪婪而又不明智地胡乱征收赋税，种种苛捐杂税令农民不堪重负，还有驻扎在当地的军队（当时的历史文献视他们为入侵的敌寇）即使在和平的日子里也肆无忌惮地进行搜刮，以及不能在此一一列举的其他原因，导致了整个米兰地区现在这悲惨的局面。我们眼下所说的这一事件的详情，就好比是一种慢性疾病的突然发作。那少之又少的收成还没来得及入库，为军队提供食物的号令又传达下来了，随之而来的对粮食的糟蹋使老百姓的口粮紧缺了起来，人们很快就感觉到了粮食的匮乏，这种匮乏引发了痛苦的、不可避免的、而于少数人有利可图的结果，那就是粮食价格的飞涨。

不过，当粮食的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时，总是有人——总是有许多人有这种看法（这种看法时至今日一直存在，甚至在许多学者就此问题发表了无数著作之后，人们仍然持有这种看法，当时的情形自不待言！）——那就是导致粮食价格飞涨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粮食缺乏。他们忘记了自己也曾预测过粮食的歉收，突然觉得粮食其实是充足的，只是那些囤积居奇的商人没有尽可能地出售，供人们消费。这种观点非常的荒谬可笑，不过却平息了他们的怒气，满足了他们的希望。那些囤积粮食的商人们，不管是真实的还是人们想象的，那些大地主，还有购买粮食的面包铺老板，总之，所有那些有点儿或有很多粮食的人，或者是被认为多少有点儿粮食的人，都被指责为是造成粮食匮乏和物价上涨的罪魁祸首。他们是众人广泛抱怨的对象，是各个阶层的人们憎恨的对象。老百姓能够确切地说出哪儿有满是谷物的库房和粮仓，有的库房和粮仓里谷物多得装不下，还向外溢出，甚至要用柱子来支撑。他们还指明粮袋的数量，尽管说得有些夸张。他们还肯定地说大量的粮食被悄悄运到其他地方；可能其他地方的人也同样地认定他们那里的粮食也被偷偷运到了米兰。他们恳求当地官员采取预防措施，采取当时最公正的、最简单的、最合适的措施，将那些藏起来的、囤积的或埋着的粮食找出来，让大家享用。因此，地方官员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固定每件商品的最高价、威胁要惩罚那些拒绝出售粮食的人，还颁布其他一些类似的法令。然而，所有这些预防措施，无论多么有力，都不能减少人们对粮食的需求，也不能在收获季节外产出粮食来。这些预防措施也并不能吸引其他粮食充足的地区将他们的粮食运到米兰。因此，粮食的匮乏继续着，并且事态越来越严重。人们将那样的结果归咎于预防措施的软弱无力，大力宣称应采取更加有力、更加果断的措施。不幸的是，他们心中已有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在总督贡扎罗·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离开米兰驻扎在蒙费拉托指挥卡萨莱战役期间，暂由同为西班牙人的安东尼奥·费雷尔大臣代理其职务。安东尼奥·费雷尔明白（谁会不明白呢？）给面包限定一个适当的价格是人们最想看到的事。他认为（这正是他的错误所在）自己的一个命令就足以办成此事。于是他固定了粮食的官价（这里称为商品的价目表），如果谷物的一般售价为三十三拉，那该谷物最高可卖到八十拉。他这样做，就好比是一个年老的女人以为将自己受洗礼时的信仰给改了，自己又能重获新生一样。

那些规定既非不合理也非不公正，只是不切实际，多数情况下都未执行。但是，民众眼见自己的要求总算变成了法律，当然不能忍受这仅仅只是一种形式，于是便仔细观察着这些命令的执行情况。他们即刻跑到了面包铺，要求面包按官价出售。他们的要求是如此坚决，并伴着威胁的语气，仿佛激昂的情绪、力量和法律一起赋予了他们如此姿态。我们也不必再问面包铺老板们是否会接受这一要求。他们将袖子卷得高高的，不停地拿起面团，将其放进烤箱，再将烤好的面包拿出来。至于跑来面包铺的人们，他们隐约觉得自己的行为太暴力而不会持续太久，便纷纷包围着面包铺，享受着他们短暂的好运。每个读者都能想象到，看到面包铺老板比平常更累、更辛苦，却还要赔钱，当时的群众会是多高兴。但是，由于地方官员一方面威胁说要进行惩处，另一方面人们又纠缠不休，面包铺老板要是服务时稍有怠慢他们就会抱怨，还恐吓面包铺老板说要用世界上最严厉的法律来惩处他们。面包铺老板们没有办法，只能埋头苦干，他们不停地和面、烤面包、从炉子里取面包和卖面包。不过，要让面包铺老板们继续这样干下去，单靠严厉的法令以及恐吓他们是不够的，要考虑他们的承受力，要是这样的情况再持续久一点儿，他们也就干不下去了。他们不停地向当局陈述，说他们承担的任务是如何不近情理、不堪忍受，他们抗议说要把木铲扔进炉中烧掉，撒手不干了。然而，他们仍继续这样坚持着，希望有朝一日首席大臣能理解他们的苦衷。但是，安东尼奥·费雷尔——一个如今被称作非常有个性的人物——答复说，面包铺老板在过去获得了大量的收益，而且来年收成好时仍然会获得好的收益，因此给公众一些补偿既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他们还是得继续干下去。或许，他真的很相信他给别人讲的道理是正确的；又或许他已从法令颁布后的结果看出这种法令是不能维持下去的，想将废除法令一事留给其他人来做。现在有谁能看透安东尼奥·费雷尔的心思呢？不过，可以确定的就是他没有放松一点儿自己所定下的法令。最后，十夫长们（由贵族组成的市政机构，延续到1796年）致函总督大人，禀告了此事，希望他能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摆脱当时的困境。

贡扎罗先生正埋头于战争事务，读者们肯定能想到他会怎么做：他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授予其所有的职权，以竭力制定一项可实施的面包价格，这样，双方的利益就都得到了照顾。委员会的成员们聚集在了一起，或者用当时西班牙流行的一句行话来说叫委员们召开例行会，在经过无休止地问候、寒暄、发言、叹息、小声嘀咕、空洞的提议和敷衍之后，他们一致认为有必要通过一项决议。由于明白自己正在打一张重要的牌，并确实没有其他的办法，他们最后一致同意提高面包的价格。面包铺老板们再次松了口气，不过民众却十分恼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