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圣马丁节和第二天的叛乱之后，米兰似乎又奇迹般地恢复了之前的富裕景象。面包房里摆满了面包，价格也与收成好时的年景一样低，面粉也相应降了价。那些在那两天的叛乱中闹得最凶，或者做了更坏的事的人，如今（除了少数被抓之人外）都相互祝贺着。请不要认为，在因逮捕引发的最初恐惧消失之后，他们会开始有所收敛。在广场、街角以及客栈里，人们都欢呼、鼓掌，大肆炫耀自个儿找到了降低面包价格的好方法。然而，在这欣喜的、自负的氛围中，仍透露出一种莫名的不安（怎么可能不会那样呢？）、一种不祥的预感，总觉得这样好的景象不会延续太久。人们纷纷涌入面包房和面粉店，就像当初安东尼奥·费雷尔初次颁布面包官价时形成的短暂的富足假象一样，尽可能地抢购，大肆消费。那些事先存了点私房钱的人，将钱全拿了出来，去买面包和面粉，然后再将其装在箱子、小桶、仓库里储存起来。他们如此互相追逐着去享受这种优惠的价格，不仅使这种难以维持的僵局无法持久下去，而且连短暂的持续都越来越困难。于是，在11月5日，安东尼奥·费雷尔便根据上级的指示，颁布了一道告示，规定凡是家中已购买了面包和面粉的人，一律不得再购买；凡是家中购买的面包量超过了家人两天的所需量的人，“将按照总督大人的意愿，处以罚款和刑罚”，同时命令每一位在职人员及所有公民，告发蓄意违反告示的人；命令地方法官严厉搜查被告发的家庭。其还对面包商颁发了新的命令，要求他们确保面包的供应，“违者，将按照总督大人的意愿，处以五年或五年以上的劳役”。要是有谁以为告示会一一得以执行的话，那他一定得有很好的想象力。当然，要是所有这些命令当时全被贯彻执行了的话，那被米兰公国打发到海上的人就会像大不列颠目前的人口一样多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既然上级命令面包商得做那么多的面包，同时也需下达一些命令，规定做面包的材料必须足够。于是，他们决定，正如在荒年时，人们总是设法将其他东西掺入有其他用途的谷物中一样，将米粉掺入面包，做成一种混合面包。11月23日，上级又颁布了一道告示，要求每人将自己拥有的一半未碾好的大米（在米兰，未碾过的米称为稻谷，这一说法一直沿用至今）上交给粮食督办和十二位粮食委员会成员。要是谁在没有得到上述当局允许的情况下，胆敢私自储存粮食，则会受到处罚，将会被没收全部谷物，并处以每一百五十千克三枚银币的罚款。谁都看得出来，这种做法很公正合理。

不过，这些大米也是需要用钱去买的，而且大米的价格比面粉的价格高了很多。弥补这一巨大差额的重担自然落到了市政府的头上。但是，十夫长委员会本已接受了这一重任，可就在11月23日当天，他们竟向总督汇报说，市政府确实无法承担起此重担。于是，总督便在12月7日这天，规定了上述大米的价格，每一百五十千克十二里拉。凡要价太高或拒绝出售的人，都将被没收粮食，并处以同等价值的罚款，“还会根据情节的轻重和违反者的情况，按照总督大人的意愿，处以更高的罚金或更高的刑罚，甚至服苦役”。

碾好的大米的价格是在骚乱以前制定的，至于小麦和其他普通谷物的价格，或者套用现代编年史上最有名的术语“最高限价”，可能在其他的法令中已作出了规定，对此我们便不得而知了。

在米兰，面包和面粉因此降到了一个公道的价格，但随之而来的后果便是附近乡村的百姓蜂拥而来，抢购粮食。贡扎罗，正如他自己所言，为防止事态恶化，迫不得已，于12月15日又颁布了另一道告示，禁止将价值超过二十便士的面包带出城外，违令者没收其面包，同时罚款二十五枚银币；或者，在无力支付罚款的情况下，照惯例，按照总督大人阁下的意旨，判以当众鞭笞两下，甚至更加严重的刑罚。同月22日（很难说得清为什么会这么晚），又颁布了一项关于禁止携带面粉和谷物出城的类似的告示。

群众想通过抢劫和纵火获得富足，而政府却想借苦役和鞭子来达到维持它的目的。这些手段本身倒是很方便，不过，它们距离目标有多远，读者自然清楚；至于说它们实际上起到了何种作用，读者也会很快知道。指出下面这个事实并非完全没有好处，况且它又是如此的显而易见。这些莫名其妙的措施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每一项措施都是前一项措施不可避免的后果，而所有的措施都可追究到最初那项对面包限价的措施，当初对面包制定的价格与按供需关系而形成的实际价格悬殊太大。在民众看来，限定面包价格的做法，过去和现在都始终是一种公正的，同时又简单易行的办法。因此，每遇饥荒之年，粮食匮乏，民众便自然而然地期盼这样的措施、祈求这样的措施，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甚至采取行动来强制政府执行这样的措施。随后，这样做造成的后果日益显现出来，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人，按情理自有必要对其后果进行逐一纠正，便又颁布法令，禁止人们去做前一个法令驱使他们去做的事情。此处，请允许我顺便提及一件十分巧合的趣事。在某个国家，在一个离我们很近的时期，发生了现代历史上最为轰动、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在相似的局势下，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几乎可以说，这些措施实质相同，采取的先后顺序也几乎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实施的范围不同）。尽管在欧洲，人们的认知力在提高，知识也有了发展，但那样的措施依然被沿用。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广大民众的认知力尚没有得到提高，因此他们得以在较长时间内让自己的意愿占上风，用他们的话说，得以对那些制定法律的人施加压力。

不过，现在还是回到我们之前所讲的话题上吧。回顾米兰这一场叛乱，归根结底产生了两个主要后果：一是在叛乱期间，毁坏和浪费了很多粮食；二是在面包限价期间，人们大量地、毫无节制地、随意地消耗了原本可以持续到来年丰收的为数不多的粮食。除了这些重大的后果，还有就是对四个叛乱头目的惩处，其中两人在拐杖面包房前被处以绞刑，另外两人则在粮食督办家街道的两个尽头被处以绞刑。

至于其他，由于当时的历史对这一时期的记载比较随意，所以我们根本找不到丝毫关于那时的强行制订的官价表如何并且是何时结束的资料。由于缺少正面材料，我们只好做出假设，倾向于认定，该价目表是在12月24日之前或者之后不久取消的，因为12月24日正是将那四个反叛头目处以绞刑的日子。至于通告，我们在援引了12月22日的那条通告后，便再也没有看见过有关粮食的告示了。它们要么是被人撕毁了，要么是我们没发现，或者是政府最终发现这些补救措施根本无济于事，如果不是得到了教训，就是对此丧失了信心，最后便为形式所迫，不得不废除它们。事实上，我们发现，在不止一位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都倾向于描述重大的事件，却不怎么记录其根源和过程）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了该国家的风貌，最主要的是该城市从去年的冬天到来年的春天的景象。造成灾难的根源就是粮食的供应和需求的矛盾关系不仅未被消除，反而由于采取了那些饮鸩止渴的措施而加剧了。而公共的、私人的运输工具的不足，周边地区粮食的匮乏，饥荒的盛行，贸易的单调与限制，以及法律本身试图规定和维护粮食的低价，全都阻碍了粮食的进口。以下就是那个凄凉景象的真实写照。